以社会经济结构为视角，探讨革命发生的原因，是中共革命史研究的传统之一。在中国，这一传统与在西方学术界一样，有时难免“粗疏之弊”，即“从社会变迁出发，然后一步跨过其他许多社会因素，直接指向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产生”。①不过，对于国内的研究者而言，现在较少采用这种研究视角，倒未必是因其“粗疏之弊”，更关键的缘故可能在于，“土地集中导致农民革命”这种社会结构论的解释，已经遇到一些学者的有力质疑。②近些年来，从革命动员的视角研究中共革命史的论著明显增多，俨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主流方向之一。革命动员论与社会结构论相比，其长处是使研究者始终聚焦于中共自身的思想、制度和行动，去建构中共与社会的连接关系，从而考察和证实中共革命获胜的过程与原因，因而基本上可以避免从外部解释革命现象的研究路径可能遭遇到的革命关联性较难论证这类难题。从使用范围来看，“动员”一词既可用于在抽象的层面表述中共发动多数或全体民众参与革命的意愿和策略，也可用于在具体事件中表现中共革命的操作过程与技巧，其适用性确实非常广泛。 正因革命动员的研究已然成为一种趋势，以及“动员”一词本身的适用性，这些年来这一词汇渐有被“过度使用”之嫌，甚至达到“写共产党的话，一定会用到动员，没用到动员基本就不能把共产党的特质讲出来”的地步。③尽管动员在革命史叙事当中的使用范围似乎极其广泛，然而中共革命动员的研究主题，由于过于专注中共组织动员的技巧或模式，所以当中共革命动员的技巧被越来越细致地揭示乃至被归纳和演绎为一套相对成型的动员模式时，研究者很难再在其研究当中凸显新意。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趋向在相当程度上使中共革命史的研究，已类似于被“降格为对夺取政权的技巧所作的比较研究”。④似乎中共革命史的研究旨趣，就是总结中共动员的技巧和经验。以动员为视角的革命史研究兴起的背景，原本是纠正社会结构视角在革命史叙述中的“粗疏之弊”，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的组织动员就成为革命史研究的单一视角。相比以社会结构为出发点的革命史研究的宏大视角，革命动员技巧或模式之类的研究主题，现在已显得有些“窄化”。 本文引入“革命传播”的概念，试图围绕中共革命运动的过程，纳入社会结构及其变动当中与革命相关的因素，从而拓宽革命动员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借此分析中共革命史当中未必适合用“动员”一词来表达的行为或现象。实际上，在革命动员的研究中，“动员”或“革命动员”一词很少在概念上得到较为精确的界定，这也是其被“泛化”使用的原因之一。一般来说，“革命动员”可以被理解为中共有意图或有计划地组织发动民众、尤其是农民参加革命行动的政治过程。与之相比，“革命传播”是指围绕革命的意象、文化和实践运动而展开的讯息传递与社会互动过程，以及这一过程表现在革命外延扩展上的作用和影响。这两个概念都涉及社会互动，但比较而言，动员主要依靠组织手段达到目标，多数时候具有特定的动员对象，强制性和主从关系明显；而传播主要依靠媒介传递讯息，扩散性较强，但强制性较弱，并且主体并不局限于中共自身，社会人员出于各种目的或需要，也有可能成为革命讯息的传播者。再从效果来说，动员具有明确的行动指向，即以动员对象按照预设目标真正行动起来为效果衡量的标准，苏区革命中的“扩大红军”运动就是一种典型的动员过程；而传播所追求的目标，通常首先是受众对某种讯息、观念或文化的接收，其次才是对受众可能怀有某种行动上的期待，因此如果从是否激发个体或集体行动的角度而言，其效果在多数时候是难以精确衡量的。即使是政治组织或社会集团主导的传播行为，在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仍会产生难以预料的传播效果。易言之，传播要比动员，更具有不可控性，因而这一概念有助于将与革命相关联的、但却超出中共革命计划与组织动员之外的现象和过程，尤其是革命暴动时期的社会躁动现象，纳入中共革命史的研究范畴。传播概念所内含的时空性，也使革命传播这一概念非常适合从时空范畴来描述革命运动由某个时段到另一时段、由某一区域到另一区域以及由有限区域向多数区域的扩散或迁移过程，而革命动员概念一般缺乏时空范畴的解释维度。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就革命传播的研究视角，提供若干思考，以供学界参考和指正。 一、革命传播的社会途径和连锁反应 受社会结构论的革命史叙事方式影响的学者，始终有可能纠结于穷富差别对于革命起源的历史作用。在这一点上，革命动员论和社会结构论几乎如出一辙，均深受“农民为什么参加革命”、“中共怎样发动农民”这类议题的影响。革命动员的宏观叙事，因而通常以被动员对象——农民的生存状况或心理状态为起点，铺陈农民的贫富状态对于革命缘起可能具有的“温床”效应。有些研究者尽管未必囿于“贫穷造成革命”的观念，但总体上仍试图从其他方面描述农民的革命潜能。在某种程度上，上述议题已从一种设问方式，固化为深植革命史叙事结构之内的史学观念。 无论是社会结构论，抑或革命动员论，只要企图从乡村或农民的角度去探索中共革命的历史起源，就都有可能割裂革命传播的完整链条，而陷于片段式的解读。中共革命的起源，很显然与清末革命运动极为类似，它们都是在外国列强的侵略之下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激荡的产物。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起源，从地点来说，首先孕育于民族主义思潮最澎湃的中心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当然，日本在中国革命中的“温床”作用以及后来苏俄对中国的革命输出，是必须予以考虑的国际因素)；从成员来说，首先来自于最容易与民族主义思潮产生共鸣的人群——知识分子和学生；从传播途径来说，首先以城市知识分子和学生聚集的学校、社团为传播源，并以他们熟悉的媒介——报刊、书籍等为传播载体。所以，如果想要探寻中共革命的起源，就必定要思考，最初的革命者来源于哪里，他们是如何选择革命道路的?当他们的诉求得不到满足时，革命的话语、意义和目标，又是如何在区域上从城市被投射到其他地方、在人群上从知识分子和学生被扩散到其他群体的?甚至也可以反过来思考，如果最早一批革命者的诉求得到重大满足或至少在表面上得到满足时，当然也有可能在早期就受到某种政治制度或社会结构的遏制时，革命运动是否还具备向其他区域和人群扩散的动力? 显而易见，1920年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极有利于北京、上海等地的中共革命者在社会上扩大影响和势力。一方面，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的政治氛围，与清末时期一样，在民族危机事件的时常刺激之下，仍然有利于民族主义思潮的培育及其政治力量的成长。就连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实际上也主要是以一个爱国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的言论和面貌，在“五四运动”前后数年间博得大名。另一方面，清末革命的影响，此时并未完全消除。尤其在南方，许多意志尚未消磨的革命余党，年龄大致在四五十岁，年青者甚至年方三十余岁，正值年富力强、但在政治上却未逞其志的人生状态。他们当中，不乏统领武装势力的军人和手握笔杆的文人。这些人身上潜藏着革命再起的重要力量。南方省份的许多新式学校，也与清末革命党人或多或少地存在某种历史联系。这些学校的教师，甚至包括一些创办者，有不少人曾经来源于清末革命阵营或其“外围”知识社群。在由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持续传递而来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这类学校有的继续成为培育激进青年的苗圃。江西德安的沈毅学校，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提到的广东梅县东山中学和江西寻乌中山中学，甚至教会所办学校，如中共江西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方志敏就读的九江南伟烈学校和古柏就读的广东梅县广益中学，都属于这一类型的地方性培育机构。这些因素可以视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革命再起的某种社会结构，但这种结构不是固定的，它能否成为有利于革命再起的因素，往往取决于之前的清末革命对其所产生的文化影响，以及之后的革命运动对其所产生的诱导作用。当然，带有制度性、群体性以及策略性的人口流动，特别是学生和军人的流动，将是观察上述结构与革命运动是否发生关联的重要视角与依据。正是从他们的社会流动当中，而不是从其家庭贫富状态当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中共早期的革命者，绝大多数并非标准意义上的农民出身，尤其不是那些基本束缚在类似于土地这样的固定场所以及生计困境当中的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