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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病夫”的认知与想象在近代中国的知识精英那里形成以后，其影响迅速扩大，甚至还被商业攀附和援用，如近代报刊上的医药广告就经常利用关于东亚病夫的形象和想象来卖药。不管人们对这类医药广告的实际看法如何，广告中的药品实际效果怎样，毋庸置疑的是，广告的大量出现就会制造出“病人”在中国无所不在的“真实效果”，不言而喻会向人们展示中国人集体的身体出了问题的“病夫”形象，从而更加强化了人们关于“东亚病夫”想象的合法性。而“东亚病夫”的符号与认同能广被接受，医药广告乃至商业广告对其的滥用和传播亦与有力焉。
图1 《时报》1910年3月23日，第2版 我们暂且搁置“东亚病夫”在近代中国的思想起源或视觉起源情况究竟如何，或者其形成是否同中国人吸食鸦片、缠足、早婚、不讲卫生、轻视体育等议题有关，毫无疑问，在最初的知识脉络里，有关东亚病夫或东方病夫的叙述与想象，都不是一种客观中立的精英论述和足以“反映”“真实”的历史认知，而是一种极富有涵义的“再现政治”。恰如伯克所言：“知识的选择、组织和陈述不是中立和无价值观念的过程。相反地，它是由经济和社会及政治制度所支持的一个世界观的表现。”⑥最典型的是，在晚清开始出现的这些再现中国“病夫”形象的图像或者叙述中，指涉的基本都是中国男性的形象(参看图1)，这种无意识中透露出来的男性霸权地位与国家的男性化想象显而易见。 到后来，“东亚病夫”这样一种认同和想象之所以广被中国人接受，被普遍视作西方贬低中国和轻视中国人的“真实”：“视中华为垂危之病夫，床第呻吟，罔然自主。”⑦“外国人不骂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⑧清政府、梁启超那样的知识精英和大众传播媒体等在其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在杨瑞松教授等人的研究中都得到了重视与体现。但关于商业力量之于近代中国的“东亚病夫”形象和记忆的传播与建构作用，及其所导致的后果，并没有引起既有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视。 因之，本研究的取径或正如法国史家诺哈(Pierre Nora)所言的那样：我们不探究往事如何发生，而是了解它如何持续地被利用，它的应用与误用，以及它对于当下造成的影响。⑨在此意义上或可说，近代中国最初是如何生产出“东亚病夫”知识的本身，就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符号资源，在出现之后，被人们特别是上海药商使用与再现的方式，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影响。 故此，笔者想在之前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主要利用近代报刊上的一些医药广告资料，从接受与传播的角度分析它们对于“东亚病夫”或“东方病夫”这个表述的攀附和挪用情况，以及这种使用方式所导致的部分社会效果。 一 广告中的“病夫”展示 清末民初的上海商业报刊广告，据时人所言，大概可分为四类： 一戏馆，闻之伶界中人言，其初戏馆及初到艺员，按日刊登广告，其用意或虑报纸之讥毁，故借此以为联络之具，而今已成为巨款之月收。二医药，医药之销场，全在广告之传播。三书籍，新出书籍，非广登启事，购者无从知悉。四杂项，商界往来出入及人事上之声明陈述。此事在沪上，几与别国之登录、吾国之存案有同等之效力。故荟萃全埠一岁之所入，其数亦至为不少。此又沪报之特别情形也。⑩ 此分类未必能概括当时报刊广告的实际种类，但大概可给我们一个总体的认识。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广告中，数量最多和占有版面面积最大的，或数医药广告。(11)民国时期其他学者对报刊广告的一些抽样研究，也得出类似见解，都认为医药广告为最大宗。(12)这种情形也让一些评论家和读者印象深刻，如晚清的《新闻报》上即曾发表评论，说该报及其他上海报纸广告中，医药广告为最大宗：“近闻各报后幅告白，以售卖丸散膏丹者为最多。药名之繁，不胜枚举。自西药盛行，药水精粉，每获奇效。药房之开，日增月盛，于是争登告白，以为招徕之计。”(13)民国时也曾有评论者认为：“我国的报纸占广告页的三分之二的亦无非是药。”(14)文学家柯灵也有此观感，他在1939年发表的文章中说：“内地还好，上海可真正成了药的世界。马路上、屋顶上、电车和公共汽车上，满布天地之间，备具动静诸态，接触着我们眼睛的，大抵是药品广告；翻开报纸，药品广告也常常占到十分之四五。这大约是一个‘进步’，现在我们市上流行的不是中药，而是西药了；不仅可以‘延年益寿’，而且能够‘多子多孙’了。”(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