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互塑”与“关系文化”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对外传播观

作 者:

作者简介:
冯若谷,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身份互塑是对外传播的主要机制。关系文化作为一种国家间的共享观念结构,衔接了国家形象建构与外交政策实践,将对外传播的目标延伸到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康德式国际体系文化为对外传播研究的未来理想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15 年 11 期

字号:

       一、问题的提出

       对外传播是以国家为主体,以国际受众为对象,以塑造和建构国家形象为主要目标的传播活动。①在传播学研究的学术话语中,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是可以互换的两个近似的概念。以1927年拉斯韦尔(Lasswell)创办宣传研究学院作为起点②,对外传播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综合借鉴效果研究理论、跨文化传播理论、全球化理论等学术成果的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理论框架和成熟的学术范式,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大重要分支。

       我国的对外传播始于革命战争年代,至今已有六十多年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传播事业飞速发展。然而,目前我国的对外传播能力还不能与不断增长的综合国力相匹配。虽然官方媒体机构已不再使用“宣传(propaganda)”,而代之以“传播”(communication),但这一理念还未内化到具体的传播实践当中。如何从根本上提升对外传播的技巧、方式与效果,完成从宣传到传播的转型?当下,国际文化交往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家的对外传播实践对外交政策的作用、影响该如何发挥和塑造?这些问题一直是国际政治、传播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本文试图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野,重新关照对外传播的机制和目标,寻找解决上述问题的新思路。

       虽然国际关系与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学术旨趣与研究范式迥异,但是,有关国家形象、身份的问题却是两个学科共同关注的交叉点。以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去阐释对外传播研究中的相关问题,有以下两重意义。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来说,虽然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重视国际传播的作用,但在分析论证中,并未对“国家主体间知识、观念的交往互动”进行更深入细致的阐发。对外传播研究有助于明确和细化这种交往互动的机制和过程,进一步拓展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视野;对于对外传播研究来说,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文化、观念和语言上升到国际政治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国家主体间文化交往互动的主要形式,对外传播活动成为了影响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格局的重要因素,因而也肩负了一份现实的责任——对外传播不仅仅关乎形象、声誉和舆论环境,更与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

       二、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对外传播观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被称为一种国际政治社会学(IP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上世纪九十年代,东欧剧变与冷战结束,使得学界开始反思主流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能力。③在这一背景下,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迅速兴起。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文化、观念、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与重视物质利益、权力、制度的传统学术范式形成鲜明对比。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关系世界中的物质性因素只有通过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实践才能获得相应的社会意义,这种主体间共同拥有的社会意义系统反过来又界定了行为主体的利益,进而决定了国际关系的现实。④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身份,正是一种在国家间的互动交往中相互塑造出来的(身份互塑)⑤社会意义,随着主体间互动的持续和深入,这种有关对方身份的认知不断强化,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文化系统⑥,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格局在这种关系文化的主导中演变发展。身份互塑和关系文化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也是建构主义学派解释国家外交政策、探究国际政治演变规律的重要依据。

       (一)身份互塑:对外传播机制的更新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国家身份并不是该国的固有物、私有物或者现成物,也不是先天给定和内生的,它是在行为体在自我与他者的观念互动和共享中产生的。⑦因此,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家身份,来源于行为主体间相互塑造的机制。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家身份”与对外传播研究中的核心“国家形象”是高度同构的,它们都在回答“是谁”“是什么样”的问题。事实上,以“战略伙伴”身份出现的国家,它的形象往往是正面的,而以“竞争对手”身份出现的国家,其形象则经常是负面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国家身份类似,国家形象建构机制也是国家间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相互塑造,它存在于主体间的“双重文本”中,在不断的碰撞、渗透和协商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来。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妖魔化”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来源于两国领导人之间彼此误导和恶性互动,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曾认为,战后初期的美苏对抗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没有把和平的真实意图告诉斯大林,斯大林误解了美国一系列行动的意图,并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美苏两国在各自的话语体系中建构了对方的“邪恶帝国形象”,结果恶性反复,以致酿成冷战。⑧

       对外传播的核心目标即国家形象的建构,国家形象的建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对外传播的机制。建构主义有关身份互塑的理论阐发,重新解读了对外传播的机制,也纠正并更新了研究和实践中主流的“宣传范式”对对外传播机制的认识。

       长期以来,国内的对外传播研究受到政治意图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带有较明显的“以我为主”的色彩。2001年开始的中国媒体产业“走出去”工程,2004年开始在全球开办的“孔子学院”“孔子课堂”,以及2009年用于增强中央主要传媒机构国际报道与全球业务能力的450亿专项资金,对西方表达自我,向世界传播中国,做好外宣工作,打赢国际舆论战的背后,实际上将对外传播的机制,视为一种主体(传者)对客体(受者)的“独白”过程,希望依靠单方面、短时间的“增加音量”和“扩大投入”的“运动式”外宣来实现国际形象的改善。而在建构主义视角下,身份互塑作为对外传播的主要机制,强调主体间的持续互动,而并非“一厢情愿”,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要求我国的对外传播实践完成从技巧、方式以至理念等多个层次的变革,真正完成从“宣传”到“传播”的转型。

       具体来看,符合身份互塑机制的对外传播变革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淡化主体色彩,力求客观表达。虽然新闻客观性已经成为西方新闻实践中的一种操作规程或者“策略性仪式”⑨,但在国际新闻报道中,新闻客观性依然是一种广泛认同的话语方式,应为对外传播者所遵循。我国的新闻媒体受习惯影响,在对外传播中常以“代言人”姿态出现,以主观视角进行灌输和说教,很难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新闻客观性要求传播者站在中立角度,避免主观感情渗入,努力呈现探求事实真相、提供信息服务的态度。只有淡化“我”“我们”的存在,才能与国际受众平等沟通,达到提升传播公信力,改善接受效果的目标⑩;其次,尊重多样信源,采取平衡报道策略。对外传播实践应善于取用多方面信息来源,在多样信源的交互呈现中,寻找“主我”和“客我”之间的平衡。我国的对外传播一直有“报喜不报忧”的传统,不利于为国际受众搭建一个全面了解中国的认知框架。以有关西藏问题的新闻报道为例,达赖组织在西方国家已有一套成熟的传播体系,特别是达赖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达赖组织培育了一定的受众市场,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关于西藏问题的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强调西藏的改革建设成果,很难取得西方受众的认同,反而会招致反感。(11)平衡报道策略有助于将“以正面报道为主”变革为“以正面效果为主”,只要能够取得总体正面的说服效果,正面抑或负面,都只是一种手段。(12)在包括西藏问题在内的敏感领域,处于相对劣势位置的中国媒体机构,可以尝试采取耐心与谦卑的姿态,保持东方与西方、国内与国际、官方与民间观点的平衡。一方面,要在国际交往中充分揭露歪曲和误读;另一方面,也要批判性地吸收西方话语中某些合理性、进步性的东西,不断完善自我,通过国际社会提供多种解释文本来优化国家形象。(13)近年来兴起的公共外交能够获得令人瞩目的效果,就在于这种对外传播的新形式遵循了身份互塑机制的要求,将文化、政治、经济等多个维度的相互交往容纳在传播实践当中,充分利用民间参与的积极性,在持续互动中,塑造出相对真实、客观、完整的国家形象。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