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领域一个持续性的核心命题是传播效果研究，尤其以美国传播学派为代表。自20世纪早期广播诞生以及40年代电视的发明与广泛应用，引发包括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来自社会各个传统领域对于大众传播媒介和现象影响的深入研究，围绕传媒和传播研究形成几个大的视角，英国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派、欧洲大陆德国为代表的法兰克福批判学派，美国为代表的以传播效果研究为核心的美国传播学派，占据了20世纪传媒和传播研究思想和学术地图的大部分。 在上述学术地图中，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末自美国引进中国，历经三次浪潮现在正在走向属于自己的学科的春天，一个重大标志就是来自政府方面对于传播领域的关注和投入(姜飞，2012)，尤其是自2000年以来中国政府提出文化走出去，2004年提出中国传媒走出去，2008年开启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第一期工程(2008～2013年)，使得传播领域的效果研究愈加引发重视，尤其是国际传播的效果研究更是重中之重。 当下，中国政府推动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工程正在朝向第二期(2014～2019年)深入发展。相关的一些国际调查和学术研究已经初步展示国际传播工程的传播效果，基本的形势判断依然是多年来一贯的口径：“西强我弱”的格局会继续保持，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依然继续。 但是，综合多方面因素我们看到，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现在正进入一个转型通道，虽然总体上依然可以维持上述格局判断，但一系列的现象已经逐步清晰呈现出新的特点，比如：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财政资金方面的持续投入与国际性议程设置能力的提升二者之间的张力空间不断缩小；中国国内经济形势的发展已经推动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包括信息传播新技术(ICTs)以及国际金融领域、军事领域、公共外交等新举措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新的生产力等。 现在的问题是，就像穿越海底隧道，这样的转型通道会持续多久？究竟什么战略设计，什么类型的媒体或媒介组合，什么样的重大事件会成为转型的突破口，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综合成一个核心问题：新形势下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如何再上台阶，切实致效，实现当下西强我弱格局的破局并在一个新的高台上持续前行？ 这或许是一个基本的学术判断，或者仅仅是一种研究假设。本文拟从学理层面分析国际传播致效的路径，分析当前中国国际传播新形势和基本特点，进而就中国国际传播形势如何破局提出理性的分析和主张，供国际传播理论研究学者和实践业者商榷。 1942年，传播学先驱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在《广播加诸公众舆论的效果》(The Effects of Radio on Public Opinion)中提出了提高传播效果的三个“有效条件”，并在1948年被改造为简明扼要的三个概念，即“垄断(Monopolization)、渠道(Canalization)和补充(Supplementation)”(伊莱休·卡茨，约翰·杜伦·彼得斯，泰玛·利比斯，艾薇儿·奥尔洛夫，2011，p.28)。 这三大条件是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Merton)对媒介如何对公众产生强大影响力的条件的界定。“在垄断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大众传媒中价值观、政策或公共形象的扩散，换言之，即反宣传的缺失(Lazarsfeld，1942，pp.74-76；Merton，1946，pp.171-172)；渠道意味着宣传只有为既存态度与价值观提供传播路径，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宣传很难催生全新的行为模式或引发彻底的改变(Lazarsfeld，1942，pp.70-73)；补充是一种简略说法，该观点认为媒介只有与面对面的交流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才能取得最佳效果(Lazarsfeld，1942，pp.73-74)。”(伊莱休·卡茨，约翰·杜伦·彼得斯，泰玛·利比斯，艾薇儿·奥尔洛夫，2011，p.28) 这三个传播致效的条件，曾经是有效传播美国以及同盟国声音，历经战争检验的经验之谈，思考当下中国的问题亦可资借鉴。从传播的视角来反思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工程和中国传媒走出去的十年，推动能力提高进而进入一个相对微妙转型期的工作，朝向传播格局破局需要思考三个方面的问题：即“超越垄断、渠道建设和有机补充”。 一、超越“垄断”——积极构建世界传媒、传播新秩序 之所以说是“超越垄断”，是因为在国际传播领域，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被垄断”，走出去的中国传媒远未达到某种垄断或者朝向垄断。在旧的国际传媒和传播秩序已经带来国际范围内全面反思的时候，超越既往的垄断模式和思维，摸索出中国国际传播致效的思路，首当其冲的还是从突破和超越垄断开始——既有反垄断的意思，更是超越垄断思维，建构新的国际传媒和传播新秩序。 大众传媒实践和研究迄今已经有的一个共识是，信息已经不能被看做是单纯的“消除不确定性”功能的信息；同样，传播也无法被简单化为信息的流动过程。大众传媒也从来没有想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记者是一个奴隶，如今发展成了“将军”：媒介化的社会、媒介化的政治和国际关系已经既成事实。一句话，作为文明要素的传媒如今已经通过产业化和社会化的漫长过程，跻身文化发展地图，甚至在一些时点上决定着文化变迁的发展方向和进程——《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所描述的前苏联如何被“传媒联合国军”所瓦解的命运足以证明这个道理(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2003)。于是，世界范围内呼唤构建一个合理的世界传播秩序，就由传媒领域学者发起，并较多地聚集于传媒和传播政策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