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5年，传媒业与其他行业一样，再度遭遇互联网的巨大冲击。接二连三的报纸关门、广告下滑、受众流失，不停地敲打着出品人、主编们的神经。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似乎已经预示着这个行当无可挽回的衰败：今天，传统媒体已经很难吸引大批优秀的年轻人投身到这个曾经辉煌的行业中来。 很多媒介机构的决策者寄希望于新媒体。他们在新媒体上花费不菲，但收效甚微。今天，人们讨论的话题，已经不再是“媒体转型”的问题，而是“信息社会背景下，什么是未来的新闻业与传播业”的问题。 与媒体转型相似的是2013年年初开始火爆异常的互联网金融。金融业与传媒业遭遇互联网洗礼的一个共性就在于这两个行当的“中介属性”遭遇颠覆。如果说，15年前互联网的风头是“去中心化”的话，近几年，互联网的核心词汇是“去中介化”，对金融行业而言，这个叫做“金融脱媒”。 在大家争执着应该称作“互联网金融”还是“金融互联网”的时候，一个名为“互联网思维”的名词异军突起，惹得口水不断。某位著名学者诘问道，蒸汽机时代有所谓“蒸汽机思维”吗？学者言下之意是：“互联网思维”是个伪命题。也有行业专家认为，互联网尚不具备“颠覆”的能量，说到底它是“工具”；另一种观点则相对温和，认为互联网虽然对传统行业改造有助力作用，但根本上还是相互补充，并非尖锐对立，传统行业与新兴的互联网势力会找到某种相互补充的分界线，然后彼此相安无事。 问题没这么简单。 201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Tow数字新闻中心发布了一份题为《后工业时代的新闻业：顺时而动》的研究报告。这份122页的报告由著名学者克里斯·安德森①、克莱·舍基②等人合作完成。该报告总体是对新闻业的未来抱忧思的姿态，但它提出了一个好问题：新闻业需要重新思考，需要重新想象。正如被誉为互联网女皇的KPCB合伙人玛丽·米克③连续四年在其发表的年度《互联网趋势报告》里“重新构想”都是关键词一样，或许真的到了需要认真思考媒介的立足之本、生存之道和发展之路的时候了。 要回答这一问题，势必需要把眼光投向更加久远的历史。 一、诞生于印刷时代的媒体 古登堡印刷术是欧洲中世纪向文艺复兴迈进的重要标志。从古登堡印刷术之后，可以大致看到新闻业、传播业萌发、展现的脉络。被广泛用于传布福音、印制《圣经》的印刷术，很快在通俗文学、市井文化、地方小报、商业宣传品、政论文告中找到用武之地。 古登堡印刷术给现代传媒业到底带来了什么？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全民阅读与识字率的大幅度提升；第二是整个文化逐渐完成了从口传文化(语音文化)向书写文化(文本文化)的转变；第三是产生了一个叫做知识分子的阶层。 全民识字率的提升对新教传播大有裨益。马丁·路德改教运动的核心就是“诠释教义”的路径不必经过教堂和教士。这一重要思想通过普通信众买得起、读得懂的印刷文本得以迅速扩散。同时，同一时期作为贵族阶层的拉丁文，渐渐让位于富有民族特色的本土文字，这是十八、十九世纪民族国家兴起的文化基础。由此，书写与阅读不再是修道院、教堂里神职人员的专利。书写和阅读的内容也渐渐超越了宗教内容，转而借由通俗小说、市井文化成为社会风尚的组成部分。 与中世纪或者古希腊时期不同，那时的交流与传播(特别是大众交流与传播)基本停滞在口传时代(或者说语音时代)，而文艺复兴之后则转向书写、文本时代。著名的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语音文化与印刷文化在交流与沟通方式上最大的差别在于“论辩”让位于“沉思”。西塞罗式的雄辩往往体现为论辩者、论辩环境、听众的共同在场。酣畅淋漓的论辩，使得交流与沟通是直接的，是依赖于博闻强记、语言犀利、随机应变的。沉思则不然。书写文字使得阅读脱离了生产它的语境，使得叙事者和聆听者彼此分别处于不同的场景，使得思维的展开从激辩的现场(甚至生活的现场)剥离了出来。用今天的话说，印刷文本实现了一次交流的“下线”。 进而，书写和印刷文本催生了一个与中世纪宗教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近现代意义上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不再是宗教典籍、文献的辑录者、勘校者、诠释者和传播者，他们更加重要的身份是独立的生活感知者、文化书写者和思想批判者。他们将人性的探究和人的解放，视为自己肩负的崇高使命，细致入微地观察社会、透视生活、倾诉情感，目的是探寻自然之终极、生命之本原、生活之意义。知识分子的这一角色成为印刷文明的重要象征。 不容忽视的是，交通和通信技术欠发达的状态，使得思想的传布、知识的积累需要经历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时空阻隔增添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也加重了印刷文本的分量。时至今日，印刷文本赖以存在的技术理由依然是时空阻隔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知识不对称等。对于知识体系而言，“先生产后消费”的模式渐渐形成。 媒介的基本功能正在于此。不论近现代传播业者对媒介的功能有多少种学说，消除信息不对称、建立共有知识图景是媒介的职责。 其实，自19世纪中期以降，现代意义上的媒体已经成为商业势力和政治力量的代言人和同盟者。虽然，按照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观点，媒介是所谓公共领域构建、公共生活得以存在的重要支柱，但这一公共空间的态势，伴随着商业、政治力量的联姻，已经无可挽回地“世俗化”、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