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PX项目在受到当地公众抵制后迁至漳州古雷半岛，2008年初在毗邻古雷的东山县铜陵镇触发了环境群体事件，这一系列“涟漪效应”反映了我国当下面临的两大环境议题，一是从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大规模产业转移背后的环境风险转移，二是流域海域污染、城市群雾霾等跨区域环境风险的治理。基于风险-收益分配上的不公正、对风险监管者的不信任、区域间信息公开机制缺失等因素，跨区域环境风险更容易被受影响地(而非风险源属地)的公众所放大。①卡斯帕森(Kasperson)夫妇将“风险的社会放大”定义为信息加工、制度结构、组织行为以及个人反应影响风险的社会经验，最终导致某种风险后果的现象。②然而自这一研究框架诞生以来，学术界对社会组织在风险放大或减轻中所扮演角色的关注还相当有限。③本文探索在东山环境群体事件演进中，各类基层组织作为过滤、阐释与传播风险信号的“社会站”，是如何与公众互动并作用于风险后果的，并揭示组织成员作为环境风险的潜在影响者如何与组织使命发生冲突最终削弱风险减轻。 一、文献综述 全球跨区域环境风险自1985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开始显现，然而风险传播学界对这类风险的研究甚为薄弱，多数文献出现在公共政策、环境管理、国际法等领域，这些研究提及的公众参与、信息共享、府际沟通等概念虽然与风险传播有关，但研究本身并不考察风险治理主体的具体传播行为。 卡斯帕森夫妇认为“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同样适用于考察跨区域风险与受影响地政治、社会与心理过程的互动。④他们指出，跨区域风险的一个属性是风险源与暴露区域之间的空间划分会增加受影响地公众的脆弱性：由于风险源属地的应急传播机制不顾及受影响地公众，因而导致后者对风险不加设防。跨区域风险的另一个属性是风险放大或减轻的潜能：一方面，受影响地公众基于对风险监管者的不信任、媒体报道的影响，以及对风险-收益不公正分配的不满，很可能放大风险；另一方面，风险源属地往往享受收益而又无需承担风险，当地的风险管理者没有动力将风险控制到最小程度，当地公众也因事不关己而忽视风险。因而风险放大与减轻可能同步发生，出现“镜像”效果，即风险源属地的社会减轻，受影响地的社会放大。 环境公正(environmental equity)作为公众放大跨区域风险的重要因素，是指防止环境恶化对不同人群与地方施加不成比例的影响。⑤与环境公正密切相关的是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的概念：前者倡导平等分享风险负担与收益，而不强调风险负担本身的减少；⑥后者则倡导采取措施，阻止强加给特定人群的环境危害的发生，⑦保障受威胁群体的信息权、听证权与补偿权。⑧公众放大跨区域风险的另一个因素是对风险管理者的不信任。随着复杂技术时代的到来，个人的风险控制被机构的风险管理所取代，公众更加依赖机构可信度来判断风险；信任能够补偿负面的风险感知，不信任则导致公众抵制风险。⑨ 由于社会组织越来越频繁地为风险的社会建构设置语境，考察风险放大的动力与机制还要求洞察风险决策如何受到纷纭的组织内与组织间关系的影响。⑩在分析“挑战者”号爆炸原因时，温瑟(Winsor)认为，尽管工程师预见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但坏消息并未在公司内部引起重视，原因在于管理者从不同视角阐释风险信号，并且坏消息在向公司上层与公司外部传递时遇到了传播障碍。(11)亨德森(Henderson)等人考察了两家新西兰出口公司在管理转基因风险议题时，忽视了组织成员会基于自身价值观而对转基因技术缺乏认同，从而给组织的战略传播带来不可预见性。(12)基于我国政治、社会语境下地方媒体、学校、居委会被赋予了社会风险管控功能，考察这些基层组织以减轻公众风险感知为目标的传播行为，为理解我国环境群体事件演进的动力与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研究方法 在经历厦门市民街头“散步”、重启区域环境评估、召开市民代表座谈会后，2007年12月福建省政府决定迁建厦门PX项目，预选地为漳州市漳浦县的古雷半岛。(13)然而与古雷镇的相对平静相比，与之隔水相望的东山县铜陵镇(见下图)在2008年2月29日发生了居民群集、堵路、警民冲突等行为。2014年7月，通过立意抽样，36名铜陵居民接受了深度访谈，受访者包括学生、教师、警察、记者、社区医生、政府官员以及社区、企业与公用事业的管理者。部分约访者婉拒了访谈，包括环保部门、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网络意见领袖、养殖业主、房地产商等，可见即便事隔多年，这起事件在当地仍属敏感话题。一名受访官员表示，对这一省重点项目，县政府肯定要公开支持，“即使(官员内心)是反对的，也不愿提及这个事”，这意味着一些官员回避访谈的主要顾虑来自组织规范的制约。
访谈围绕两个主题进行：(1)在2008年初，古雷PX的环境风险为何在铜陵被放大并演化为群集行为；(2)事隔6年之后，铜陵居民的风险感知是否发生变化，什么因素支持了这种变或不变。必须承认，访谈是受访者倾诉的冲动与自我审查权衡的结果，无论发生在何处，都有一种无形的影响力渗透使对话空间变成权力关系作用的地点。而且公众往往基于自身经验、期待、情感、社会关系与价值观对事件做出阐释。本文尊重受访者通过差异化的视角呈现风险感知与传播的复杂性，但更寻求通过不同叙事话语的互相印证，得出解释这起群体事件动力与机制的最大公约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