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空间与空间性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空间批评因此成为现代性批判的重要话语思想。菲利普·韦格纳(Philip E.Wegner)将空间与文化理论的联姻称为空间批评(spatial criticism)，称其是与生态批评、散居批评、伦理批评、超性别批评等并列的21世纪西方最前沿的批评理论。有代表性的空间批评话语包括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米歇尔·福柯的“空间规训”、戴维·哈维的“时空压缩”、安东尼·吉登斯的“时空分延”、多琳·马瑟的“空间分工”、德里克·格雷戈里的“地缘想象”、齐格蒙特·鲍曼的“液态空间”、理查德·桑内特的“空间混杂”、约翰·厄里的“消费空间”、爱德华·索亚的“异质空间”等。这是一场与现代性批判密切相关的文化转型，爱德华·索亚(Edward W.Soja)在《后现代地理学：重述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空间》中将批评领域对空间问题的关注称为“空间转向”(spatial turn)。在“空间转向”勾勒的诸多批评话语图景中，不同的空间思想纷纷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思考空间以及空间性问题，尤其是从空间批评视角回应现代性批判问题，虽然在对待空间的认识上存在一定差异，但都强调空间的社会性内涵，认为“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reflection)，而是社会的表现(expression)”。①更为关键的是，他们都将空间视为一种生产话语进行考察，强调空间的社会性内涵以及权力和资本在空间意义上的体现。②正如爱德华·索亚所说：“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③因此，空间就是社会本身，甚至被直接推崇为“现代性的体制性推动力的组织媒介(organizing medium)”。④当空间从其原始的自然属性和物理属性维度挣脱出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此拥有了一个崭新的空间批评向度，空间认识论也成为哲学、美学、文学、历史学、文化地理学领域一种自觉的研究方法和批判范式。 在“空间转向”铺设的诸多空间批评话语中，两种最具代表性的空间批评思想是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思想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空间规训思想，⑤其代表性成果分别是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1974年)和福柯的《规训与惩罚》(1975年)。不得不说，空间论兴起于现象学思潮中的场所主义，⑥但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存在主义空间思想逐渐衰退，取而代之的则是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思潮深刻影响下的后现代空间论。从空间批评的历史谱系来看，“后现代空间论的起始点通常被追溯到福柯以及列斐伏尔对社会空间的批判性阐述。”⑦作为后现代空间论的两位先驱者，列斐伏尔和福柯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空间批评范式，前者关注的是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后者关注的是空间的微观政治学批判范式。⑧不同于其他空间思想的批评维度，列斐伏尔和福柯关注的是空间实践，尤其是空间实践的生产性内涵。简单来说，列斐伏尔关注的是空间的经济学意义，强调空间在整个商品生产中的决定性意义。资本生产首先体现为对作为商品的空间本身的生产过程；福柯致力于考察权力如何在空间向度上发挥作用，也就是通过对空间的“技术操作”来传递某种压制关系。空间规训根本上体现为对某种隐蔽的、匿名的、生产性的微观权力的生产。显然，列斐伏尔和福柯都强调空间意义上的生产实践，只不过二人给出了不同的生产“果实”——列斐伏尔强调对经济利益的生产，福柯强调对微观权力的生产。可见，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空间思想强调两种不同的空间批评范式，而且指向不同的权力思路和生产实践，彼此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缺少知识性的对话基础。 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空间思想都根植于20世纪60、70年代特定的政治与社会土壤，然而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整个社会语境发生了根本性变迁，我们有理由对理论本身的适用性及其工作机制进行再审视。具体来说，考察一种空间思想在当下语境中的现实对接程度和社会批判力度，首先面临“再语境化”问题，因此有必要将其置于新的社会语境下进行再解读、再审视。今天，以SNS、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何塞·凡·戴克(José van Dijck)看来，社会化媒体的基本属性是社会性(sociality)和聚合性(connectivity)，⑨其标志性产品是由粉丝数、转发数和分享数等数字化指标所表征的人脉关系，而这正是布尔迪厄提到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核心构成内容。⑩借助关注、分享、评论、转发、私信、拉黑等互动途径，社会化媒体实际上是一个具备人脉关系再造与社会动员能力的信息互动平台，通过对微文本形态的生产与传播而完成其赖以存在的社交圈子的再生产。如今，社会化媒体已经深刻地介入、影响，甚至接管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诸多文献研究指出，社会化媒体不仅建构了个体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11)社会认知、(12)情感经验、(13)行为方式(14)和个体的社会化过程，(15)也建构了社会结构深层的文化心理、(16)社会变迁、(17)公共参与(18)和政治变革。(19)显然，社会化媒体已经深刻地改写了当代社会的交往模式、社会形态和政治现实。“媒介化社会”逐渐得到了传统社会学的重视和认可，并成为一种逼真的社会形态。在迪拉伊·默西(Dhiraj Murthy)看来，社会化媒体直接推动了社会学研究的结构性转向，因为它创设了一个文化话语得以重新诠释的崭新的“社会语境”。(20)正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说，“既然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一种结构性的转化，那么，认定有新的空间形式与过程正在浮现，应该是个合理的假设。”(21)因此，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重新审视列斐伏尔和福柯的空间思想，并对其进行必要的批判与发展，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研究思路。 本文选择从空间批评视角研究社会化媒体以及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生产实践。之所以选择空间视角，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路径的一般逻辑。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原理，“不管在什么地方，处于中心地位的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22)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依托于一个个具体的空间，与此相应的社会实践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空间实践。所谓空间实践，其实就是社会实践的“空间化”过程，即权力和资本在空间向度上的施展智慧和生产策略。社会化媒体不仅参与物质资料的生产，同时因为其与生俱来的社交属性，因而直接参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即同时介入“生产空间”和“关系空间”的生产实践。因此，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的生产实践本质上也体现为一种空间实践。从空间视角切入进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社会化媒体的生产机制及其深层的理论创新。鉴于此，本文立足于空间批评视角，探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思想和福柯的空间规训思想的理论批判与创新问题。主要研究三个问题：第一，探讨社会化媒体语境下两种空间思想的工作机制和适用性问题，二者是否获得了新的意义内涵；第二，对两种空间思想进行批判性思考，致力于揭示社会化媒体语境下理论本身的发展与创新问题；第三，进一步挖掘两种空间思想的内在联系及其对话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