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在论及文化记忆时，扬·阿斯曼(Assmann)指出：“每一个社会的每一个时代都存在一整套特有的，可反复使用的文本、图像与仪式，对它们的‘培育’有助于表达和稳固该社会的自我形象。绝大多数(并非全部)情况下，每一个群体正是在这种关于过去的集体知识的基础上，才形成了自身的统一性与特殊性的意识”。① 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无疑是记忆元素最重要的“培育者”之一，它既日复一日地生产出林林总总的文本和图像，又提供各种仪式展演的象征舞台。②媒体的记忆实践是其话语实践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被动意义上，媒体扮演着“平台”和“渠道”的角色，各种势力和记忆社群在其间围绕历史事件及其“遗产”而展开记忆协商；在主动意义上，媒体借助于各种叙事方式“重访”或“再现”过去，建构并“介入”现实，参与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③ 正如奥利克(Olick)与罗宾斯(Robbins)所言，记忆研究是一个不具备特定范式、无中心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我们应该将其作为一般性的研究范畴，探讨过去对当下产生影响的种种方式，其间所牵涉到的记忆工作在性质上既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既可能是公开的也可能是私密的，既可能是物质性也可能是交流性的，既可能是共识性的也可能是挑战性的。在他们看来，不应该将“集体记忆”本质化，而应具体考察“不同社会场景下所展开的各种记忆实践(mnemonic practices)”。倘若如此，我们便无须假定存在着某种神秘的集体心理，也不必涵盖一切研究对象，而是去探究“过去与现在是如何纠缠在一起的”④。 本文是对于媒体记忆研究的一个文献回顾。我们希望为纷繁庞杂的文献理出一个基本线索，并廓清其边界。我们认为，不应该无限扩展媒体记忆的边界，而应以新闻媒体的记忆实践为核心，向外推展，从而与以“电影”和“文学”等媒介作为研究对象的集体记忆传统之间展开对话。同时，媒体记忆不应狭隘地聚焦于“过去的历史、今天的新闻”⑤，而应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将新闻生产视为记忆实践，进而关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批判性议题。 一、媒体记忆的边界 学者们在讨论媒体记忆的时候，往往强调这是一个“媒介”与“记忆”相结合的跨学科领域，却很少有人对其做出准确的界定。因此，何为媒介记忆，其边界何在，往往言人人殊。 阿斯特丽德·埃尔(Erll)在《文化中的记忆》一书中辟专章讨论了“媒介与记忆”。在她看来，“文化记忆离开了媒介是不可思议的。若无媒介在个体和集体这两个层面所扮演的角色，文化记忆根本无从想象”⑥。埃尔所说的媒介的外延异常宽泛，从母子之间的谈话、家庭中的交流、口头与文学传统，到摄影、印刷、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等大众媒介，再到纪念碑等承载象征意义的纪念实体。她强调，媒介和媒介化过程是个体与集体记忆之间的桥梁，这一方面促使个体经验(比如“目击”)“外化”为文化记忆的元素，另一方面个体也只有通过交流和媒介接受才能“内化”有关过去的共享知识。因此，一部记忆史也就是一部媒介史。 阿莱达·阿斯曼(Assmann)从历史维度分析了文化记忆的媒介。她认为，最初的“文本”(texts)让位于非文本化的“痕迹”，包括遗迹、碎片和歌谣，这些痕迹只能指向过去，不像文本可以连接过去与未来。而试图在20世纪的电子媒介文化中寻找过去的痕迹，则不啻于在“垃圾”中翻找历史真实。⑦在这里，媒介无处不在——无论有形或无形的记忆载体都可以被视为媒介，但也正因为此，它们常常散落或者隐没在其他的研究传统之中。 正是在此意义上，奈格(Neiger)、迈耶斯(Meyers)与扎德伯格(Zandberg)在论文集《论媒介记忆：新媒体时代的集体记忆》的“导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不应该将“媒介记忆”仅仅视为一种“渠道”或“过程”，而应该把它作为一个自成一体的现象来对待。他们认为，媒体记忆研究应该系统地考察如下几个方面：由媒体所叙述的集体过去、借助于媒体来叙述的集体过去，以及叙述关于媒体的集体过去。⑧这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界定，它聚焦“媒介”与“记忆”相交汇的界面，涵盖了各种各样的媒体形态、相应的记忆实践方式，以及不同的研究路径。他们试图明确地将“媒体记忆”发展为一个理论性与分析性的概念，同时彰显其多层次和复杂的本质。具体而言，在纪实与虚构的两端之间，包括了虚构的影视剧、虚实相间的纪实剧、纪实的纪录片与新闻。就媒介类型而言，媒体记忆中的“媒介”又可以指向报纸、广播、电视、电影以及新媒体，涵盖了广告和新闻等截然不同的叙事形式。 也许是受这种驳杂宽泛的界定的影响，一些综述性文章在媒介记忆(研究)的边界问题上也显得比较杂乱。举例来说，周海燕在梳理媒介与集体记忆研究的文献时，并未对媒体记忆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不过，透过征引文献所牵涉的议题和对象，我们还是能清晰地窥见这一交叉领域的驳杂性。这篇综述牵涉到的基本问题和热点话题包括小肯尼迪逝世时的新闻杂志封面报道、报纸对社会骚乱的纪念报道、加拿大有关一战的小说、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录、博物馆展览、土耳其的电影文化、伪满洲国的报纸和杂志报道、伪纪录片、知青文学、文革小说、网络照片共享、互联网、流行小说、电影、漫画以及维基百科。⑨诚然，“文学”和“电影”是媒介，但它们所对应的学科领域早已形成各自不同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路径。我们认为，传播学者应该与之对话，而不应将其笼统地纳入“媒体记忆”的范畴。 然而，与对媒体记忆的宽泛驳杂的界定相反，媒体记忆研究对于“记忆工作”(memory work)的理解却是相当狭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