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5)06-0181-06 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重大战略举措，具有统领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认真探索全面从严治党规律，是对新形势下党如何治国理政的新探索。它延续了历史话题的内涵，展现了党执政的现实意境。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踏上执掌全国政权的历程，他用“我们要进京赶考”的比喻，寓意着新考验的开始。60多年过去了，这个“赶考”话题仍在延续。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以“赶考远未结束”，赶考永远在路上的告诫，深刻揭示了应对执政考验是始终不能懈怠的永恒课题，号召全党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实践续写“进京赶考”的新答案。 一、打破历史周期律要有政治定力 作为一个历史命题，“进京赶考”是中国共产党人驾驭命运的自我警戒。考试可能成功通过，也可能砸场失败，因此，“进京赶考”蕴涵着风险的担当。离开西柏坡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领导民主革命的考试，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考场，去做一份全新的试卷。这份新试卷的主题就是如何维系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进京赶考”之前，党的应考准备集中体现在关于周期律问题的思考。众所周知，直接切入周期律讨论的是1945年7月4日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在窑洞里的谈话，但我们更应该把周期律问题视为“进京赶考”思想准备的系列话题，此前此后相关思想都是周期律问题的思考。 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分析明末李自成起义军进城43天就垮台失败的历史案例。此文在毛泽东那里转换成为一种忧患意识，他觉悟到作风腐败、精神懈怠可能成为党取得胜利和获得政权以后的大患。毛泽东立即在党内推荐郭沫若的文章，并指示将该文补充列入整风学习文献供全党学习，就是告诫必须警惕李自成“赶考”失败的历史教训。1944年11月，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1](P242)这里，无论是对李自成还是太平军的关注，都可以看到毛泽东思绪中“后革命问题”的酝酿。 历史资料反映，毛泽东对李自成还有很多的关注。他阅读了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的李健侯撰写的历史小说《永昌演义》，该书反映的也是李自成起义兴衰始末的历史。1944年4月29日，毛泽东在写给李鼎铭的信中，对这本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借阅；今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毛泽东后来多次说我们决不能做李自成的话，是对“将来之用”意思的诠释。 毛泽东与黄炎培著名的“窑洞对”已为人们所熟知，他们两人的谈话旨意显然不是针对中国革命问题，而是讨论革命后的政权兴衰存亡。在当时的形势下，黄炎培把周而复始的历史现象作为“周期律”概括出来，实际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拷问。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民主”这个答案从更高意境上表现了毛泽东对“后革命问题”的思考，它是李自成话题的延伸。毛泽东与黄炎培谈话中虽然没有拿李自成说事，但作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一个典型案例，明末农民起义军上演的悲剧是毛泽东头脑里摆脱不了的影子。如果说防止骄傲自满和精神懈怠是决不做李自成的答案的话，那么，“民主”则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决不会重蹈历史覆辙的对策。两个答案一个具体，一个宏观，都与周期律相关。毛泽东回答黄炎培的疑问胸有成竹，以“民主”两字来答题，坚信找到了跳出周期律支配的一条新路，是李自成话题思考的提升。 在离开西柏坡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做报告全面阐述了促进和组织革命胜利的方针，这个报告是“进京赶考”的思想动员。毛泽东指出，我们将要从偏僻农村转向进入大城市了，战场发生了变化，危险同样存在。敌人的武力征服不了我们，枪林弹雨没有摧垮共产党，但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人却可能被糖衣裹着的炮弹击倒毁灭。为此，他向全党提出了“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号召。毛泽东后来几次提到七届二中全会时，把这些思想以及“两个务必”的号召概括为“防止腐蚀的方针”。[2](P190)我们不妨把这个方针看作“窑洞对”的演变，它使两个人范围的对话变成全党范围的对话。从周期律系列话题看，毛泽东直接提出了“后革命问题”。他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认为，取得革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夺取革命胜利已经不要花很久的时间和很大的气力，“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3](P1438)这些思想已经将“进京赶考”的漫长之路清晰地展示在全党面前，对于回应“其兴也勃焉的，其亡也忽焉”历史现象无疑是敲响了警钟。 以上阐述表明，研究周期律问题不能只局限于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从“进京赶考”的思想准备看，它构成的系列话题蕴含着不断延伸的内容，并有着常说常新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两次重提“周期律”的往事旧话，一次是2012年12月底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并同他们分别座谈，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另一次是2014年7月中旬在河北省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周期律话题历久弥新，它传递的是同一个信息：共产党执政能不能跳出周而复始的历史覆辙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失去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