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借词看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

      西北地区甘青一带在历史上一直是多民族居住地。游牧和农耕并存，不同宗教信仰在此传播，不同种族汇集于此，语言同化、被同化、替代、被替代以致有新的语言产生，旧的语言融入新的语言甚至死亡。下文第一部分简要讨论公元八世纪前后汉语流入突厥语和蒙古语的词汇，有关研究做得比较充分，本篇只是做个补充。第二部分谈谈上述地区的谐音借词。第三部分探讨汉语里数词“万”的借贷历史和方向。不少疑惑有待于日后再深入研究。

      一 源远流长的借词

      1889年俄国考古学会在鄂尔浑河流域发现了古突厥文的碑铭，《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两者相距约一公里。因在蒙古中部鄂尔浑河一带发现，它们被称作鄂尔浑碑铭。1897年发现的《暾欲谷碑》由两块碑石组成，在乌兰巴托东南方向50公里的地方。其碑文镌刻的时间比前两个早十几年，（Talat Tekin 1995）可以将其看成是同期的语言。这三个碑文在鄂尔浑碑文里文字都比较多，内容丰富，因此异常重要。耿世民等（1999：48）把这些碑铭按地理分布归类为“蒙古碑铭”。1893年碑文中的古突厥文被丹麦学者汤姆森（Thomsen）彻底破译，从此碑铭的研究工作就没有停止过。

      

      

      通过上述已经看到的借词，我们能够看出中古汉语语音的一些痕迹。如入声-k/g还未消失，章组字“主”的发音已类似中古汉语，即已发生腭化。精组字“子”在碑文里用舌尖前擦音“s”代替。在今天的西部裕固语和撒拉语里，对汉语借词的处理仍然用这种方法，即用擦音s或z代替塞擦音ts。

      

      在今天中国境内突厥语族的各语言中，仍然看得到这些历史久远的借词的痕迹：⑥

      

      二 近代谐音借词

      

      2.“碗”与“万” “碗”“万”音同是西北地区非汉语最流行的用法，而且由来已久。目前发现最早记录的是俄国Potanin（1950[1893]）发表的字典。（11）在十九世纪末，他已经记录到，在西北西部裕固族里，突厥语里的ayak‘碗’有一个同音异义词ayak‘万’。今天这一用法见于属于突厥语族的西部裕固语、撒拉语，也见于属于蒙古语族的东部裕固语，保安语，康家语和东乡语。这些语言的借贷方式也是谐音借词，这些语言本身没有声调，因此忽略汉语声调，把汉语里的“万”和“碗”视为“同音”词，然后用本民族语言里具有具体意义的“碗”，翻译“万”。或者说，在本族语言里创造出一个同音异义词，使得本民族语言里的“碗”获得新义，即“碗”=“万”。请看下表笔者田野调查的例子及文献材料。某些实例与已有的记录材料不相符的地方也尽量标出以方便研究。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ayaq‘碗’这一词历史悠久，早已经是突厥蒙古的共同词汇。音变顺序也比较清楚：

      ayaq《突厥语大词典》＞ayaq中国现代各突厥语

      ＞《蒙古秘史》＞ajag中国大部分蒙古语＞东部裕固/东乡

      从时间上看，把汉语里“碗/万”视为同音词并借用到本族语言的年代不应该晚于十九世纪。间接的证据有Potanin的记录。再有，十九世纪的《儿女英雄传》里，“盏”既可以是茶盏，也可以是灯盏。做名词、量词的用法都有。在今天的兰州话、西宁话和临夏话里，“盏”只作量词用。这表明撒拉话里作“杯子/碗”讲的“盏”应该是早期借入的结果，而不是近代的事情。借进的时间应和西部裕固和东部裕固相近。东乡现在通行汉语读音的“万”，但在早期和这些非汉语言应该是同期使用过这个谐音借词。这个词的流行地域是甘肃和青海，别的地方暂时未见报导。值得注意的是此词流行的方式，从表2我们还可以看到，借词方式实际上分为两种。一种是谐音借词，一种是纯意义借词。在纯意义借词里，原始的语音并不重要，只要词义有容器、器皿如“碗盏、杯子”就可以赋予“万”的意义。汉语里的“盏”在撒拉语里，藏语的ger‘杯’在西部裕固语里，都可以充当“万”。这样借词的结果是“万”与“碗”的语音彻底脱钩了，已经不是谐音借词，而是通过意义借词再创造本族语言里的一个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