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4702(2015)04-0005-11 从王国维、梁启超算起，康德入驻中土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在百年的历史苍茫中，中国重要的美学家，除了王国维、梁启超外，还有蔡元培、朱光潜、牟宗三、蒋孔阳、李泽厚等，均与康德发生着难以割舍的牵连，成为美学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贺麟指出，中国自觉接受包括康德在内的西方古典学说，是姗姗来迟的事情，并是用血泪的惨痛教训换来的[1]24。知识精英逼近艰深晦涩的康德学说，与他们变动现实的愿望始终紧密相连。在西学东渐的语境中，他们接受康德学说，价值论的缠绕粘连，是难以清除得掉的。 环视如今之学术界，各个思想阵营间的价值论争，大有烽烟四起之势。在论争的喧嚣场景中，“要杜威还是要康德”的声音在学界回荡开去。多年前，有学者提出“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的问题，在价值论选择中他要了康德，并使中国的康德学得以有效长足地推进。如今提问的句法结构，与此有惊人的相似。杜威代表的美国美学，更侧重于倡导经验强调实用。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山鼻祖，他在美学上彰显先验，更多侧重无用。大众文化的兴起，使美在经验、实用的印象，一再得到强化。面对现实的拷问，杜威似乎更胜过康德。由此必然再次把康德美学的中国接受推向价值论争的风口浪尖。 历史与现实均已表明，价值立场的抉择是康德美学中国化的艰难征程中实在难以绕过的话题。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来看，面对西来的康德哲学美学，中国知识精英审视的姿势眼光，要而言之有三：其一是倾向于仰视，有些人把康德奉若神灵，视康德为难以企及的高峰，由此他们面对康德时只能是仰望；其二则是偏向于俯视，有些人把康德放置于脚底，觉得康德学说可以俯瞰超越；其三是钟情于平视，此是理想中的姿态，逼近康德是为了与他展开和睦平等的交流。中国知识精英审视康德三种不同的眼光，在深层里实是三种不同的价值论抉择。他们审视康德眼光的差异，以及价值论的选择差异，使得康德美学的中国化呈现出精彩纷呈的局面。 一、仰视与抬高取向 西学东渐始于晚明。当中传达出来的重要信息，是以原有文化的拥有储备应对现实社会的变化，已逐渐变得困难起来。晚清以降，列强入侵，国事飘摇不定，民族危在旦夕。在如此的尴尬场景中，介绍西学新说蔚然成风，潮流实在难以阻挡。我们可以说，晚明以降直至晚清，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使中国读书人的文化脊梁在阵痛中渐渐被软化摧毁。而在甲午海战以后，中国知识精英的文化自信力已降至历史的最低点，无不令人痛心。 面对外来文化滔滔之势的入侵、挑战，有识之士也在殚精竭虑的出招、应战。先是物质的较量，洋务运动即为代表。物质较量失败后，进而转向制度的变革，戊戌变法即是谋求制度革新的悲壮努力。变法的失败，促使有识之士意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是有它观念上的缘由，于是了解西方学说，特别是古典学说，就庄严地摆在他们的面前。由物质到制度再到观念，由外到内，由有形到无形，他们强烈地意识到，唯有使观念产生裂变，方能引起制度、物质的根本变化。能有如此见识，颇显得缓慢。对此贺麟指出：“西学传入中国本来已是太晚，而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哲学，就更晚了。”[1]79此无愧是种卓见! 知识精英接受康德学说，是社会、文化的溃败之后，他们在绝望中的无奈选择。他们迫切地希望迅速领会西方学说，以更换传统观念，挽救社会的落寞与衰败。在中土首次提到康德的，正是渴望变法、维新的康有为。引起他强烈兴趣的，是康德的“星云假说”。据他说，他以自然科学为内容的《诸天讲》，原写于1886年，直到1926年才讲授于杭州的天游学院。在该著作中，他介绍了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对此他这样写道：“德之韩图(即康德)、法之立拉士(即拉普拉斯)发星云之说，谓各天体创成以前，是朦胧之瓦斯体，浮游于宇宙之间，其分子互相引集，是谓星云，实则瓦斯之一大块也。”[2]20除“星云假说”外，康德另外的理论，没有引起康有为太多的关注。深层的原因是，“星云假说”蕴含的变革、科学精神，满足了他变法、维新的要求。他的着眼点，不在学理参透，而在政治运用。康德以及德国文化在他的心中，地位就是不低。他指出“康德兼综心、物二理，集欧土哲理之大成，为哲理之杰第一”[3]411，康德的地位卓著。青年康有为，逃亡国外，九至柏林，对德国有着直接的感受。他对德国推崇有加，连续列举了德国的十个“第一”，说德国“武备第一，文学第一，医术第一，电学第一，工艺第一，商务第一，宫室第一，道路第一，邑野第一，乃至音乐第一。”[3]488德国的一切都是极好的，在价值上都是值得肯定的。狂傲如康有为，对德国与康德，有着极高的估价实属难得。 梁启超师出康有为，世人以康、梁师徒并举。相对而言，梁启超对康德的把握，用心超过康有为。梁启超的康德接受，体现于两方面，一是引用与介绍，二是内化与运用。前者为显，后者是隐，前者易识，后者难索。显隐一体，前后互进。 梁启超在《新民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等文章中，援引康德学说，作为自身立论的根据。但此时在他心中，康德并未占据显赫位置。他介绍康德的专文，是《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在该文中康德的地位才得以明显提升。在梁启超看来，康德“翕然为一世大宗师”，是“全欧学界”的“集大成”者，其影响无可匹敌；康德不仅是“德国学界独一无二之代表”，也是“百世之师”，是“黑暗时代之救世主”，可与释迦、孔子、苏格拉底等人相提并论。梁启超的康德讲述，留下了以“我”为主的痕迹。他说康德所说之“真我”，与佛学的“真如”、儒学王阳明的“良知”、朱熹的“义理之性”相当，康德所言之“现象之我”，则与佛学的“无明”、儒家朱熹的“气质之性”相类似。他的康德介绍，始终弥漫着中国化的气息。此外他还评述康德“论自由与道德法律之关系”，并比附于卢梭的法理学，其深层的动因，是想使康德学说融入他民族国家建构宏大的现实框架中来。他在介绍中还特别提及，真正的责任与自由，只能以对象、活动为目的，决不可以之为手段，或许以对象与活动本身为目的，才能真正彰显它们价值之重大[4]47-66。梁启超介绍康德的文章较长，是那个时代中国接受康德的“第一长篇”。之后他正面叙说康德，已显得相对稀少，他接受康德的重心，已转移到对康德思想内化之后的运用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