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5)07-0176-09 一、“文字下乡”与武训的难题 晚清以来，劣绅泛滥，基层社会的士绅结构越发败落，频繁战乱和国际金融资本进入乡村，导致地租收入降低，农民生活日益恶化；传统的乡村共同体逐渐解体。1930年代围绕“中国的问题是什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教育救国派将乡村的症结归为农民的“愚”、“穷”、“弱”、“私”，他们输送新知识、改良农业技术、组织乡村自治，希望重振基层社会。而反对者认为，如果仅依存现成的乡村社会政治机构，无视乡村封建势力和殖民侵略，甚至试图借助军阀势力，依然依托乡村精英重建乡村秩序，这样的乡村建设“退一步说，即使农民识得字，能够看书读报了，也不能解除他们底痛苦；即使农民们能够相当改良技术，使农民的每亩田能够多产一石谷，多结几十斤棉花，然而帝国主义的一场倾销，就可以使你的农产物跌去一半价钱，两次兵差一派，就可以吞噬了你的全部收入”①。梁漱溟就曾认为，中国社会有“职业分途”而无阶级分野，外来者不应该“在乡村社会内起一种分化的功夫”，主张“整个乡村”能“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可他最终也不得不承认，乡村内部一方卖儿鬻女，一方放高利贷，如何能让经济地位不同的农民组成和谐的“整个”乡村呢？在土豪劣绅统治的乡村，任何送进来的利益只会又一次输送到乡村权贵手中，何谈“自治”？乡村工作者无不感到进入乡村之难，办识字教育往往“穷人不来富人来，好人不来地痞流氓来，不识字人不来识字人来”②。因此，不改变社会结构的乡建，只会复制和巩固这个不平等结构，即便个别穷人有条件学习，最后也只是脱离自身阶层变成新的食利者。乡村教育的挫折感，梁漱溟体会最深，他毕生致力于乡建，创办农校，倡导“社会学校化”，可让他感慨万分的就是“我们动，农民不动”。他一方面想组织起乡村，一方面又认为如果“乡民愚昧而有组织”危害性极大③。由于农民消极应对，国民党最后干脆搞成了“强迫识字运动”④，“被迫着去识字的人往往这样问：‘识了字有饭吃吗？’”⑤。 也只有在社会性质论战的视野中，我们方能更好地理解费孝通《乡土中国》的意义及局限，费孝通通过对乡土中国的调查，回应了这次论战。针对中华职教社认为乡村的病源是“愚、弱、贫、私”，费孝通则认为农民其实并不“愚”，他们有着和城里人不一样的“知识”，只不过不是文字而已。在《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中，他指出乡土社会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没有产生文字的实际“需要”，所以文字能否下乡就成问题。费孝通沿用社会学功能主义学派的“需要”论，从实用角度指出了乡村教育派识字运动不切实际，可谓打中了要害，但也将农民的“不需要”本质化了，这里的“不需要”更应该历史地理解为农民丧失了“需要”的经济条件，而不是农民天生反感文字。但费孝通至少提醒了我们，在进行乡村社会改造中，如何既创造出农民识字的物质前提，又创造出农民内心对文化的自发的“需要”，让文字顺利地进入“乡村”？ 只有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学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建国之初展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批判那些梦想不改变社会结构的文化下乡运动，将改良乡村的希望寄托在个别人的善行和仁义上。《武训传》的初衷是为配合建国初期全国学文化高潮，电影在叙事上以南下干部——冬学女教师(黄宗英饰)在农村夜晚冬学课堂上讲故事开场，中间以女教师的画外音为线索讲解武训兴学故事，意在说明乡村变化今非昔比。尽管如此，导演孙瑜对历史的认识依然是模糊不清的，结果拍成了大杂烩。武训建起“崇贤义塾”后，只能将其托付给柳林镇上有文化的乡绅来主持，这是无奈之举。历史上“武训学校的首事人，绝大多数是有功名的豪绅地主。就是这样一批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家伙，在孙瑜的《武训传》和李士钊的《武训画传》中，却变成了富有正义感的“开明士绅”或“进步人士”了⑥！这些土豪劣绅不仅依然是卫道传经，而且也并非真的为穷人开门办学： 在头七年(一八八八年——一八九四年)，根本没有蒙班，只有经班。而经班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好户”(地主)，其余也是富农或商人，没有一个中农，更不要说贫雇农了。教师的资格也很高，须要进士、举人或拔贡才行。 七十九岁的郭继武(柳林镇人，过去是贫农，土地改革分到六亩地)对我们说：“那时候，我们饭都吃不上，还能念书？”七十二岁的韩祝龄(柳林镇人，中农)说：“义学不收学费，可是要给老师送礼，每年端午、中秋两大节，每节四百钱。那时候，三百钱一斗高粱，四百钱一斗小米。”(《武训历史调查记》) 退一步说，即便穷孩子上了学又怎么样？电影结尾通过武训对办学的最终目的很困惑自问：“学而优则仕怎么办？”学好，就脱离了穷人去当官，这其实意识到穷人和仕人是两个世界。武训其实不必杞人忧天，所谓的“经学”和“蒙学”之分早就将穷人家通过读书而升官发财的上升渠道堵住了，18世纪以后由于社会贫富分化带来了教育不平等，富家子弟往往不屑与“贫贱者为伍”，各“延师于庭”，搞私立贵族教育，办起了贵族学校，造成“乡塾党痒不能行于今日”。由此晚明以后在中国乡村已经存在教育双轨制：为慈善的、无关仕途的“义学”，和为培养高级管理人才而承办的“社学”。“义学”虽为平民子弟提供了识几个字的机会，但并不是为“俊秀之士”登科准备的，只有从小就一路接受经学教育，从开蒙起就享受精英教育，来自“社学”的富家子弟才有科举晋升的机会⑦。根据何炳棣的研究，早期科举的确为寒门子弟进入上层社会提供了公平机会，但到晚明后，尤其清朝，由于商业资本主义兴起，捐纳制盛行，寒门通过科举的上升渠道越来越窄，尤其是到了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最为严重⑧。梁漱溟所谓中国社会是伦理性质，穷人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地位，没有西方社会的阶级对立，可是“职业分途”又在哪里？晚清的简字运动，也同样强调简古两种文化的区别，“简字仅足为粗浅之用，其精深之义，仍非用汉文不可，简字之于汉文，但能并行不悖，断不能稍有所妨”⑨，同时认为真正有学问的还是小学和古文，小民只需认几个简字俗字，士大夫垄断了上层文化，教育不改变社会的不平等结构，继续生产着不平等。武训对旧官府绝望，可又不能给有了知识后的穷孩子指出一条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