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后，得到了共产国际、俄共(联共)(布)中央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其中包括经费和物资方面的支持与援助。这种支持与援助，时间上从中共建立后不久开始，到中国革命全过程，持续20余年；数额上从开始的数万元到后来的数十万美元、数千万卢布；从种类上既有货币现金，也有武器装备；从援助性质上绝大多数都是无偿无私援助。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对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安全存在和正常工作开展，对营救被捕同志和救济死难烈士家属，对指导、帮助各苏区斗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给予中共的援助和支持 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在中共创建和大革命时期给予中共的资助，主要是提供党的活动经费保障，包括党的工作经费和工作人员的生活经费保障。 中共创建之初的1921年，共产国际主要对《新青年》出版给予经费支持。1922年，共产国际开始向中共提供日常活动经费。陈独秀在1922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10000元，整顿印刷所1600元，印刷品3000元，劳动大会1000余元，其他约2000余元。”①1922年11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越飞在致马林信中也说：“上百个地方向我索款支援罢工工人……后来情况严重时，我给了李教授1000元，我们的任务是再筹措400元。”②越飞信中提到的李教授，当为李大钊。 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问到：“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画”。③根据陈独秀的要求，共产国际从1923年开始为中共造列正常经费开支预算，每月支出为1000金卢布，全年支出12000金卢布。其中用于：支持周报210金卢布，支持工人报纸(周刊)40金卢布，印刷传单、宣言等60金卢布，组织员和宣传员费用(汉口3人、湖南3人、北京4人、上海3人、香港1人、广州1人、山东2人)370金卢布，两名中央委员差旅费100金卢布，两名固定宣传演讲员120金卢布，意外开支100金卢布④。该预算按月执行，共产国际每月实际给中共的经费约为500美元⑤。 1924年，共产国际资助中共的每月经费预算金额不详。1925年为每月2250中国元(约合1308美元)。是年3月20日，陈独秀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写报告，希望每月追加经费资助1400中国元(币种下同)，从4月份起，每月按时给中共寄来共计3650元。追加资助的项目包括：《向导》周报200元，小册子和传单200元，在地方巡视的中央视察代表(2人)240元，天津党组织150元，郑州党组织70元，安源党组织30元，长沙党组织30元，汉口党组织60元，上海党组织60元，山东党组织60元，河南宣传专员(2人)60元，西昌宣传专员(2人)60元，南京宣传专员(1人)30元，广西宣传专员(2人)60元，无锡宣传专员(1人)30元，大连宣传专员(1人)30元，通州宣传专员(1人)30元⑥。同年6月7日，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和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写信，请求将拨给中共的预算从每月6000卢布增加到14000卢布，并给满洲拨给每月不少于1000卢布的专项经费⑦。9月23日，维经斯基在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中说，中共中央要求每月再增加3000卢布经费。⑧这样，中共经费开支每月约17000卢布。 1926年11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批准中国委员会的半年预算开支，总额为150300卢布(苏联货币)和143300美元(不包括某些待审批的项目)⑨。 1927年，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单独资助中共的经费预算每月数额有多少，现未查明。但是，1927年3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中国委员会1926-1927年度下半年预算总额为94547卢布70戈比和183819美元⑩。这些经费预算中，包括资助中共的经费和援助国民党的经费。 除了给中共提供每月正常工作经费之外，共产国际每年还根据实际情况，给中共提供许多临时性专项经费资助。其中，1923年提供的临时性专项经费资助有：2月22日，海参崴工会委员会从工会拨款300金卢布给中国铁路死难的罢工工人家属，以示慰问和支持。3月11日，维经斯基除给中共汇出3月份正常预算经费外，还给中共汇出1300墨西哥元电报费用，另从汇给日共的经费中扣出2000金卢布和7445墨西哥元，供中共用于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1)。7月26日，共产国际给中共分别提供1000美元用于帮助铁路罢工而受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用于召开中国劳动大会(12)。 1924年提供的临时性专项经费资助有：9月1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援助中国2.5万卢布，其中苏联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供1万卢布，其余1.5万卢布由外交人民委员部按预算提供(13)。1924年10月，中共中央专门就开展国民运动向共产国际造具了一份经费预算，请求支持。10月10日，中共中央写信给鲍罗廷，询问是否收到这份预算，并说上海、吉林、湖南、浙江等地对这笔资金都很急需，特别是由共产党员担任负责人的湖南、浙江地区国民党党部，各已负债3000美元，“已被追究债务责任”，希望能从鲍威尔那里以预付形式得到这笔款子，待后再逐月扣清。(14)1925年5月13日，苏联驻上海总领馆副领事维尔德给远东局局长维经斯基的信中报告说，他们已将国民运动经费预算分成紧急和非紧急两类：广东、河南、直隶、内蒙古为第一类，浙江、江西、湖南、湖北、上海、安徽、山东和江苏属于第二类。这些预算由共产国际顾问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紧急工作委员会和国民党左派协助下制定，其中涉及工人、农民、学生运动和周刊方面的开支，在维尔德的参与下由俄共(布)中央从非紧急预算中给予资助；而紧急预算开支数额，则取决于维经斯基能筹集到的数额。这笔经费开支在北方由维经斯基亲自掌握审批，在南方由维尔德等制定详细预算后交维经斯基批准。(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