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图书馆档案记载，日军侵华期间，日伪机关、部队以及宪兵对国立北平图书馆(含南京办事处、香港办事处)共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劫掠，一是抗战初期北平的日伪机关“新民会”对国立北平图书馆总馆文献的劫掠；二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部队和特务机关对平馆暂存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书的劫掠；三是日本宪兵对平馆寄存中英文化协会的英国美术印刷品图书的劫掠。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平图书馆在袁同礼馆长的主持下，即开始对日寇劫掠的文献进行追索。从1946年至1948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采用给抗战期间留守职员发通知，请他们提供日寇的劫掠事实和线索；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外交部等单位发函请求协助追索以及向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提供证据，协助审问战争罪犯等多种方式追索被劫掠的图书文献。 平馆对图书文献的追索，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损失，而且也为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战争罪犯提供了第一手证据。 一、抗战初期北平日伪机关“新民会”对北平图书馆总馆文献的劫掠及追索情况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成立了一个团体“中华民国新民会”，其主要任务是：防共反共，收买汉奸，搜集情报，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推行日本的治安强化运动，镇压沦陷区人民的反抗，直接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 北平沦陷后，新民会为了维护日本侵略者的统治和反共需要，到北平图书馆查收不利于统治的图书期刊，编辑成书目发给各有关单位禁止阅读和销售。1943年，留驻北平图书馆的总务部主任王访渔致信南下的袁同礼馆长，报告北平图书馆图书器物及馆舍的损失情况： 普通书库内关于党议及国家法令以及俄文书籍，伪新民总会均认为违禁之书，于二十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强行提去三十箱，又静生生物调查所借用之生物书籍四百六十馀种亦未及归还，该所即被敌军盘踞，此项书籍间一部分已移存伪理学院。此外，除敌伪强行借阅之书籍报纸杂志未能尽数归还者，均不过六七十种，顷已陈请沈兼士①先生将上开各项书籍代予设法索还，此藏书之大略情形也。② 1938年8月3日，平馆留守人员顾子刚就新民会掠走平馆文献之事，写信给司徒雷登要求协助索回被掠走的图书未果③。 抗战胜利后，国立北平图书馆即开始对被劫掠文献进行追索。“一九四六年日本投降后，始由本馆自中南海瀛台伪新民会旧址领回图书九七二种，一○三五册，其为敌人称存他处，此迄未发见，而彼时无目录，亦难统计。”④被新民会劫掠的30箱书籍因为没有目录，很难如数追回，直到1949年北平解放后才从日本归还图书中获得一部分。 194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教育部图书仪器接运清理处，接收了一批战后日本归还的图书，经过分检，其中发现有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藏书，于是致函平馆，让该馆带有关证件前去办理接收： 敬启者：兹有日本归还图书一批，经本处整理完竣，内有贵馆藏书多种，爰特检奉该项图书清单一份，即请查收。并希贵馆迅将该项书籍处理办法及学校负责人姓名暨派何人或委托沪上何机关来处代领，乞即详细示知，俾或了解。并请在领取该项书籍时，随带上级管辖单位证明文件，以资证明而便办理，相应函达同希遵照办理并见复(再，该项书籍如贵处不要，亦盼示告)。此致 国立北平图书馆 敬礼。⑤ 1949年10月28日，北京图书馆收到上海市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处接管教育部驻沪图书仪器清理处的通知，经核查后确定，此批图书系被新民会劫掠的部分图书，随即向当时主管单位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报文，该会收到报文后又向文化部文物局报文，说明情况。 文化部文物局1949年11月8日给北京图书馆批复如下： 据你馆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呈前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人字第六六七号文悉：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日伪新民会劫走你馆书籍三十箱之一部分，今经上海市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处接管教育部图书仪器接运清理处接获该项书籍三八三种、杂志九册，函促洽领事，本局同意经由你馆上海办事处先行派员领取，容如有机会再行北运，并发给证明文件乙件，即可办理领取手续。特此通知。附证明函乙件。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⑥ 办理好相关手续后，北京图书馆即让在上海的办事处将其领回，共取回图书383种，杂志9册。 二、日本部队和特务机关对平馆暂存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书的劫掠及平馆追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于1941年12月5日沦陷。同月28日，日本人派人到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搜查图书后，于1942年2月上旬，日军调查班班长官本博少佐派人到馆劫掠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110箱、国立北平图书馆及中华图书馆协会装箱寄存该处的图书约三百馀箱。并在被掠书箱上面写上“寄东京参谋本部御中”字样，此批图书为日寇所掠无疑。 抗战胜利后，1946年2月24日，国立北平图书馆袁同礼馆长为了追索这批图书，给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何应钦总司令致电，请求在日本战犯中寻找有关线索，协助追索在抗战期间损失的图书。4月16日收到何应钦的复电，被审的战犯为日寇第二十三军司令、香港代理总督酒井龙。他对所犯掠夺图书罪行百般抵赖，拒不认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