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远东红旗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番号8461部队)，即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支非常特殊的反法西斯武装力量。它原则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实际上接受苏联远东军的直接指挥，其成员有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以及苏籍赫哲族人(那乃人)，故亦称“国际旅”。八十八旅从1942年8月建立到1945年10月解散，虽只存在短短三年，但它的历史却深刻地反映了战时远东地区反法西斯联盟的一个侧面，呈现出中苏、中朝、苏朝这个三角关系的微妙内涵。搞清八十八旅的历史，不仅是战时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理解战后中苏关系和中朝关系走向的起点。然而，有关八十八旅的史料，目前较多的是中国当事人的口述资料，相关文献资料只有周保中保留的日记，以及少量的中国和俄国档案资料。①因此，在各国学者对东北抗日联军历史和中国朝鲜族抗日斗争历史的大量研究成果中，关于抗联后期和八十八旅历史的专门论著却很少看到，讨论也十分肤浅。②本文利用目前可以找到的档案文献及口述史料，试图梳理八十八旅建立和解散的历史脉络，并以此为线索考察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朝鲜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变化。应该说，这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探讨，真正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于基本文献资料的开放和发掘。 一、东北党组织与莫斯科的关系 在中朝两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和建党初期，双方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和联系。然而，共同的信念和命运还是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其主要表现就是一些在华朝鲜革命者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共。在苏联和朝鲜境内建党先后受挫以后，朝鲜共产党人把活动重心转移到中国的东北地区。由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在中国东北的朝鲜共产党各派组织陆续主动或被迫解散。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后，中共广泛吸收朝鲜革命者入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了自己在东北的实力，同时也承担了帮助朝鲜共产党再建的责任。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号召在东北开展武装抗日斗争，而朝鲜人则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共的斗争方针逐步转向以抗日为主，中朝两党的诉求全面吻合，在中国的朝鲜共产党人最终完全融入了中共队伍。③ 在八年抗战的艰苦斗争中，由于所处环境不同，中共组织内的朝鲜革命者明显地分为两支。一支以金枓奉和武亭为首，组建了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主要在陕北、华北、华中地区活动，作为中共倡导的东方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成员，归属中共中央领导；一支以金策、崔石泉(崔庸健)、金日成为首，作为在中共统一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队伍之一部，以东北地区为斗争基地，在中共东北党组织的直接管辖内。这两支队伍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作为国际友人，始终被中共看作一支统一战线中的国外力量；而后者从一开始就融合在中共组织中，被当作中国的少数民族干部看待，同中共党内和抗日联军中的其他干部没有什么区别。④然而，到抗日战争后期，在国际共产主义系统内部的这种组织和隶属关系发生了悄然变化。 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受命于莫斯科。中共在东北的党组织成立时(1927年)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中共中央迁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后(1933年)，则受上海中央局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双重领导。⑤不过，由于地缘的因素，与其他中共地方组织比较，东北的党组织一开始就受到莫斯科的特别关注。据当事人回忆，1928-1929年，东北北部的党组织活动受到苏联很大影响，而哈尔滨特委的经费，主要是由莫斯科提供的，同时也接受苏联党下达的任务。⑥1933年1月以后，虽说是双重领导，但来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挥更为直接。例如，改变东北地区工作方针的著名的“一·二六”指示，就是王明等从莫斯科发出的，而与上海似乎没有关系。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方针，1932年底主持中共代表团工作的王明、康生起草了给东北党组织的指示信(张闻天、杨尚昆参与讨论)，在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后，派专人赴东北向满洲省委传达。1933年5月，满洲省委讨论并接受了这一指示，开始着手把东北义勇军中的三股力量(旧军队、农民自发武装和共产党游击队)联合起来，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后改称东北抗日联军)。⑦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团还积极提出建议，帮助中共在东北开展工作。1934年4月9日，王明、康生与曾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米夫(Mikhail Fortus)联名向共产国际要求：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各向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派遣一名全权代表，帮助东北的工作，并建立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每年拨给中共2万卢布，作为上述工作人员的工资和联络经费；每月从给中共的基金中拨出200美元，以建立海参崴与东北党组织的正常联系。⑧ 据中国学者考察，中共中央转移到江西苏区以后，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上海中央局掌握的电台进行的。虽然中共中央曾一度与莫斯科建立过直接的电讯联系，但好景不长。1934年10月上海的三部电台均遭到破坏，加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被迫转移，中央与上海中央局和共产国际同时中断了电讯联系，以后再未恢复。⑨到1934年底，满洲省委也失去了与上海中央局的联系。于是，对东北党组织的双重领导便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单独领导了。⑩根据中共代表团的决定，1936年1月满洲省委撤销，成立哈尔滨特委取而代之，以后又陆续成立了南满省委、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分别领导各地的抗日斗争。(11)实际上，按照满洲省委特派员韩光的说法，此后直到1945年，整个东北已经“没有统一的领导机关和组织系统”了。(12)本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通过设在海参崴的联络处与东北各党组织联系的，负责人是杨松(化名吴平)。随着环境的恶化，联系陆续中断。1937年11月以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王稼祥先后回到延安，设在海参崴的联络处也随之撤销。从此，在东北的党组织彻底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