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考古学视野下的辽代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5)02-0025-07

      10～13世纪是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贸易路线、贸易方式、贸易主体等方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1]。当中原政权受到割据政权的影响而使得丝绸之路不再呈现出“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盛况时，辽阔的北国却掀起了一股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高潮，其表征之一就是大量文物考古遗存中含有中亚或西方文化的因素，这无疑与丝绸之路存在着密切关系。国内学者安家瑶、马文宽、田广林、张景明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诠释了辽代出土文物在中西方交流中的作用[2]。本文在梳理学界成果的基础上并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出土文物基本情况

      出土文物及考古学资料是观察丝绸之路状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窗口，一些重要的出土文物或考古遗址往往成为中西交往的文化符号。例如学界较为熟悉的具有异域风情的唐代胡俑，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宁夏固原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瓶，近年来发现的安伽墓、虞弘墓等。每一次的重要发现都能激起学界讨论的热情，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受制于研究资料和研究现状，学界多聚焦于汉唐时期的丝路文物和遗址，尤其是涉及粟特人的考古发现有较多讨论。事实上，辽代故地出土的大量文物及考古遗存中亦有不少与西域及西方交往、交流的信息，也是反映辽代在陆上丝绸之路中作用与地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察点。

      从时间上看，这些文物发现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初，时间跨度较大，但前期均是一些零星的发现，并未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1983年至1986年辽陈国公主墓的发掘改变了这种状况，主要原因是该墓葬中出土的丝路文物不仅数量可观，而且特征鲜明，尤其是具有的浓郁伊斯兰风格的指向性，从而引发了学界对辽朝丝绸之路的关注和讨论。从地域分布状况看，这些文物多分布于辽朝的核心统治区，如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辽宁中西部等地，在华北平原的天津、河北等地亦有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物多发现于长城以北地区，其输入的路径和历史背景更能引发学界的兴趣。从文物的类别看，主要有装饰类文物，如琥珀或玛瑙饰件、玻璃器、金银器等。为了便于分析和讨论，兹将与伊斯兰世界相关的出土文物和考古资料成表如下。

      

      

      二、文物的文化内涵之分析

      (一)关于伊斯兰风格的玻璃器

      目前中国共出土了40多件伊斯兰风格的玻璃器物[3]，其中辽代境内出土有10件左右，仅在1986年发掘的辽陈国公主墓中就出土了7件，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批考古发现的古代玻璃器物。关于这批玻璃器物的风格、艺术来源等问题，安家瑶先生已经作了深入的研究[4][5]。付宁先生在其博士论文《史前至12世纪中国北方地区的东西文化交流》一文亦收集了较为丰富的中外玻璃器物资料[6]。综合学界的研究成果，兹将这批玻璃器物中有关伊斯兰或者西方艺术风格的信息列表如下(表2)。

      

      通过表2的简单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在出土的辽代玻璃器中，不仅有较近的中亚地区和伊朗高原的艺术风格，还有距离辽代较远的拜占庭甚至埃及和叙利亚地区的文化因子。有学者认为，西亚玻璃技术经沙漠丝绸之路传入中国[7]。加之这些玻璃器皿基本上出土于辽代贵族墓葬，表明其只流行于辽代的上层社会，数量并不很多。因此这些具有西方文化因子的辽代玻璃器皿应该是从西方直接输入的，而非在辽代本土生产[8]。结合文献所反映的辽代与西方交往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基本认定这些玻璃器皿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至于是西方诸蕃朝贡而得，是辽代使臣从西方购得或者交换所得，还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的民间贸易获得，或是由回鹘商人带入辽境内，凡此种种推测尚不能得到可靠证据的支持。还须注意的是，从目前的汉文文献所记载的辽代与西方的交往记录看，鲜有反映从西方输入玻璃器的直接记载。这一方面表明考古资料为我们观察辽代与西方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这一现象在提醒着我们辽代与西方的关系恐怕比文献所反映的更为复杂。

      (二)辽代金银器中的西方文化因素

      在出土的辽代金银器中，亦有不少反映来自于西方的文化元素。学者们对此已有不少论述[9][10][11]，归纳起来，主要有来自中亚的粟特文化和萨珊文化的影响，为了便于考察讨论，兹成表如下(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