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62(2015)02-0005-06 已故著名家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2006)认为，“经济史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多年来，这一理念始终为国内经济史学界众多学者所接受，在许多文献中都可以看到赞扬和诠释。但是，绝大多数文献都停留在呼吁和号召的层面上，而将这一理念付诸研究过程或提出可操作的研究路径者却很少见到，国内学界长期以来的实际情况是“源”与“流”之间鲜有沟通管道，经济学和经济史两界学者自说自话，难以体现上下游之间的顺畅联系。以中国近代经济史为例，学界惯常的研究路径是，就时下经济中的某一热议问题——如房地产、“三农”、基础设施建设、股市等——做民国或晚清时期同一问题的论文，文中大都声称为当今提供借鉴。但是，由于作者对经济运行逻辑知之甚少，所以，论文描述的基本因果关系和所用数据的统计口径等规范性元素与经济学涵义相去甚远，经济学界无法参考借鉴。于是，当“源”不能为“流”提供“达标水”时，经济学界一旦需要借鉴历史经验，大都是自己动手。如，经济学家陈志武近年来正率团队研究整理中国1700年以来利率的时间序列数据，其原因自不待言——中国近代经济史文献无法提供这类数据。又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开展了几十年，但尚无国内学者估算货币供应量时间序列数据，目前学界使用的近代中国24年的货币供给量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斯基(1989)估算的。虽有一定瑕疵，但终强于无据可循。众所周知，离开货币量数据，绝大多数经济问题是讲不清楚的。不可否认，也有经济学界学者轻率地使用经不起推敲的历史数据，进而得出令人遗憾的结论之案例。如财新网报道，香港大学许成钢教授2011年7月5日在北京出席IEA第16届全球大会时谈到了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从最近的30年或者50年来看非常了不起，但把历史拉开来看，只是相当于中等程度的恢复。1913年美国GDP世界第一，中国第二，只看这个指标，中国终于回到了1913年时在国际间的地位。但从绝对数量上看，2010年中国GDP约为美国的五分之二，还不如1913年。按照比较乐观的估计，2025年中国GDP会成为世界第一，即便如此，中国也只是达到了1880年的状态，当时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许成钢先生的数据不知出自何处，令人惊讶。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刘巍、陈昭，2012)对1887～1936年间缺失的40个数据做了初步的估算，形成了一个50年时间序列数据。笔者(2013)所做的比较研究结论是，1913年中国不是第二，1880年也不可能是第一。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见，在国内学界，有效沟通“源”与“流”，且保证“源”之水能为“流”所用，是当务之急。既然学界同仁对吴老提出的理念从无异议，于是，呼吁号召就嫌多余了，本文拟就有效沟通源流的思路抒发一孔之见，藉以纪念学界泰斗吴承明先生。 一、经济史研究范式思考：“史无定法”大义浅读 从国内学界源与流不能有效沟通的现状来看，笔者认为，经济史学界与经济学界研究范式的巨大差异是源与流尴尬局面的症结所在，同时，问题在于经济史学界。经济史学界一些学者片面地解读吴承明先生提倡的“史无定法”理念，常对此说望文生义，进而作为事实上不懂经济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搪塞，通常凭聪明和灵感对经济史做出朴素的或想当然的解释，研究结论常常令经济学界茫然不解。这犹如不大懂化学的人按自己的观察写出的化学实验报告和实验结果分析，化学家对这份文件是不会感兴趣的。 我们知道，经济史研究过程不是信马由缰的，研究者事先必有某种思路。于是，经济史文献中使用的历史资料必然是研究者精心选择的，基本适合研究者的研究思路。但是，如果研究者对经济运行逻辑关系知之甚少或浑然无知，那么，所选资料用处不大就是大概率事件了。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王玉茹教授在笔者的《中国货币供给机制研究：历史、逻辑与实证》一书序言中做了如下比喻：“我们不妨虚拟两个实验。实验1：让一个军事院校战争学资深教授率领的研究团队研究二战史，同时，让我本人率领的另一个团队也研究二战史，两家收集、整理和推测的资料应该是有很大差别的。原因在于，前者头脑中的军事理论根深蒂固，研究框架几经锤炼日臻成熟，需要何种资料，如数家珍。而我收集、整理的资料集与前者资料集的交集不会很大，原因自不待言。实验2：让一个美术学院的资深教授领导一个团队研究1840年以来中国油画的发展历程，让刘巍也率团研究同一课题。显然，这两个团队收集、整理的资料之差异要显著大于实验1”。 从研究范式差异这一起点开始，经济史和经济学两界学者必然渐行渐远。那么，吴承明先生提倡的“史无定法”究竟涵义如何呢？笔者虽与吴老相识，也曾多次得到吴老的指点，且吴老是笔者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主席，但是，笔者毕竟没有就“史无定法”之涵义一题向吴老做过专门请教。于是，以下对吴老主张的“史无定法”理念之理解纯属笔者演绎，荒谬之处在所难免。 首先，“史无定法”是大视野的理念。历史是对既往人类活动场景的记述，绚烂多彩，人们从各个角度研究，产生了诸如外交史、战争史、农业史、音乐史、哲学史等“泛历史”分支。如今早已不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时代了，科学发展突飞猛进，理应有各个角度的方法，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各个研究角度既然有客观的运行规律，就必有反映和继续探索这些规律的逻辑框架及研究范式。于是，研究各种专门史的方法应该有特定的一种或数种，即在某一专门史领域中，方法应该是长期积累形成的特定范式。比如，研究音乐史不可能用外交史的研究方法，研究农业史不可能用哲学史的方法。因此，笔者认为，大视野的“史无定法”理念中蕴含着特定领域的“史有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