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论争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延续数千年农业社会而未中断的文明。鸦片战争列强入侵，导致其发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从而开始了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按照流行的但也是模糊的概念，本文将这个转变称为“现代化”过程。① 中国的现代化，是由于外强武力入侵、中国不敌而直接引发的。为避免亡国灭种，不能不向外国学习，但此时的外国先进，既是很不相同的社会环境和历史土壤的产物，又是武装到牙齿的资本主义“列强”。如何处理中国本土农业文明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关系，就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首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和难题。 本文将视点集中到传统经济对现代化的影响这一个问题上。对于传统经济对现代化的影响和作用，历来就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从鸦片战争开始，对中国走向现代的路径、传统农业经济②对现代工业经济的作用、二者相互关系等问题，争执达170余年仍远未平息。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朝野就有了“以工商立国”和“以农为本”的激烈论争。至20世纪初至40年代，又发生过数次全国性的大争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处理好工农业关系，对全国经济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成为执政党核心决策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计划经济的终结，也是以农村破除“集体经济”体制，实行“家庭责任联产承包制”(实际上恢复农民家庭生产)为开端。直至当前的城市化大潮，要处理的关键性问题仍然集中在如何处理好城市、工业与农业、农民、农村经济的关系问题上。③ 分析争论可以看出，有二类完全相反的观念：一种是，“传统小农经济”是现代化的基本障碍，与现代化不能并存；另一种是，农户经济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基础，其深远影响直至当代，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现代经济在改造小农经济的同时，应充分利用其积极的能动性。笔者认为，两种观点对立的根源，在于如何认识现代化道路与本土历史与国情的关系。为进一步理解这一问题，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近代以来有关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变化历程。 对于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东方国家来说，自强图存的第一个回应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而这一回应的具体措施就是模仿西方先进，即：“‘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这是近代中国志士仁人为拯救民族危亡而取得的一点基本共识。”因此，对现代化认识最早的理论一般都是西方化。④但是，由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后，约在20世纪20年代，时势的演变致使原先一致以西方先进为救国方向的“先进中国人”发生了不同方向的裂变。一个方向是随着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代表是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之一的、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为目标的革命。第二个裂变方向是反思以前西方道路走不通的原因，认为不能一切照搬外国。只有在参考国外先进的同时，注重从中国本土、国情出发，即从中国民众的主体农民出发，解决农民的主要需求，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其代表是梁漱溟、晏阳初等为首的乡村建设运动(本文中我们简称“乡土派”)。裂变的第三个方向是仍然坚持一切学习西方，认为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前进的唯一前途。这一派后期在言论上的重要代表是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及吴景超等人。在这三种不同取向之外，还有各种中间、过渡型的认识和主张。本文不能就这三大力量及其思想进行详细评述，至少至1949年止，这三股力量相互之间和各自内部，都有所变化，不可一概而论，这涉及到整个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⑤本文的讨论仅局限在“小农经济”与工业化的关系问题上。 首先看中共。它的目标是用革命的办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虽然它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中国根本问题之一，但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中共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思考主要是从“革命力量”角度出发的，是为了“解决革命的主力军和革命的道路问题”。因此中共虽然在革命根据地实行了土地改革和部分合作经济，但还很难说是从“现代化”角度去系统考虑传统小农经济与工业化关系问题。从本文的主题出发，以下将不多讨论1949年前中共在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上的看法。 不难发现，在讨论中国现代化道路时，许多人会有意无意地把“已经现代化国家”作为衡量、评价中国现代化程度的标准。而由18世纪英国肇始的工业革命，常被认为是这条全球现代化道路的开端。就“全盘西化”论看，从20世纪初到抗日战争后，其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是：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就是落后国家应该走的，这是社会发展必然规律。中国要想改变贫穷落后，就必须完全彻底革除自己的传统——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非如此不能“现代化”。具体到传统农业经济，前途只能是被西式工业化消灭。至于在欧美式现代化中，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与现代经济的关系，对数千万家只能在小块土地上谋生的农户究竟如何才能实行工业化和机械化等等关系全局的大问题，我们在全盘西化派的言论中极难发现其思考的迹象。可以说，其基本论证方法就是拿西方发达国家的各项指标与中国比较，其中不顾中、外具体国情和历史实际，任意举例对比。典型言论如吴景超，对于提倡以农立国、农本政治等见解，他说： 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名称。便是“经济上的复古论”。我们对于一切的复古运动，都不能表示同情……我们以为筋肉的生产方法，对于人民福利上的贡献，无论从哪一方面着眼，都不如机械的生产方法……我们认为中国人现在应当积极努力，用机械的生产方法去代替筋肉的生产方法。朝这一条路走下去，自然是工业化，自然是商业发达，自然是农业方面的人口减少……⑥ 至于说国之不强，由于农业之不兴，那是无稽之谈了。假使这种理论是对的，那么英国不会强了，德国不会强了，日本不会强了。若说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所以现在也要以农立国，那又是食古不化了。古今的情势不同，我们不能以古绳今。150年前的英国岂不是以农立国吗？100年前的德国也岂不是以农立国吗？50年前的日本又岂不是以农立国吗？⑦ 这种思维定式一直延续至今。如某机构的《中国现代化报告》⑧，谈及中国现代化的衡量标准时，以不容质疑的权威口吻给出的唯一回答：“第一次现代化是世界性的，第一次现代化进展评价当然要采取国际统一标准和方法”；“城市化指标是关键性指标之一。”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