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仅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从20世纪后期起，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根据不同的国际购买力平价计算，2010年前后，中国GDP已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GDP第二大国。在此背景下，重新评价历史上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在世界经济史上的地位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同时，随着计量史学、新经济史学的崛起，量化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与同时期世界其他经济体进行比较的“历史GDP”研究，①在国内外学术舞台上日渐兴起，并汇聚成一股频繁互动的研究潮流，吸引着不同学科、国籍的学者参与讨论。不仅如此，在国际学术界，围绕这一研究潮流还引发了诸如“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等问题广泛而持续的讨论。在中国学术日益走向国际的今天，中国历史GDP研究的发展脉络本身就是中国学术国际化的生动案例，因此，及时跟踪这一具有国际意义的学术动态显得格外重要。本文即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中国历史GDP研究如何从国际学界专门性的研究领域，一跃成为备受各国不同学科学者关注的焦点领域这一发展脉络，作一简单梳理，总结当前热潮中出现的问题与可能的发展趋势，供学界同仁参考。 一、研究缘起与初步探索：1930-1990年 GDP系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简称，是目前国际上用于宏观评价经济发展水平与潜力的主流统计工具，主要是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特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总量经济的生产、收入及支出进行记录与核算，反映当期总体经济运行的投入、产出、支付及流量关系。 从宏观上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并进行横向国际比较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7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从人口、收入、支出、土地存量、其他实物资产以及人力资本投入等方面，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经济进行过定量匡算，还试图对英国、荷兰和法国的国民财富进行“政治算术”式的比较。②但配第的这种计算相当粗陋，并没有形成一套专门体系。直到20世纪30年代，为应对当时的经济衰退，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沃伯顿和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等人先后提出GDP、国民收入(National Income)等概念，并对其加以科学定义及规范计算，GDP统计工具才正式诞生。③经济学家亦将这一新兴的宏观统计方法运用于长期的经济增长研究。其研究目的大致有两个：一是通过测算各国人均GDP的长期增长，揭示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问题；二是通过对现代经济增长出现前后东西方各国人均GDP水平的比较，探索东西方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GDP研究的先驱者试图建立一种跨国的、长期的研究模式。 最早尝试这种研究模式的是英国经济统计学家克林·克拉克。1940年，他首次对28个国家的国民收入进行核算。在其著作中，他利用工资数据，大略估算了1925-1934年中国的GDP。④这应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时期GDP的最早测算。而在此前，华人经济学家刘大钧出版了《中国工业调查报告》。对此次全国工业普查，刘大钧自我评价为：“其普遍性及精密性皆远过以前所有之工业统计，即较诸英美工业普查之项目，亦有过之无不及也。”⑤这本调查报告成为后来学者估算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业产值的主要数据来源。1946年，刘大钧的《1931-1936年的中国国民收入》一书出版，⑥这是中国学者涉足此项研究的首部著作。1947年巫宝三等主编的《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出版，该书充分利用当时几乎所有能见到的官方和民间第一手调查统计资料，对1933年的中国国民收入进行了细致的核算与评估。以此为基础，此后巫宝三又将其测算年份加以扩展，对1929、1936和1946年的国民收入也作出估计。⑦可见，中国历史时期GDP研究与世界历史时期GDP研究几乎同时起步。不仅如此，巫宝三等人对20世纪30年代国民收入的估算，还在国际上成为被不断引用的经典成果。 上述学者在引入现代GDP研究体系的基础上，共同开创了一个超越单一部门或领域的、全面量化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全新领域。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在开拓之初，便给后来的学者留下了两个极富学术价值的问题：第一，经过以上学者的研究，当时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即以人均GDP为标准，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经济增长源于18世纪末的英国，以工业革命的成功展开为发端，之前的世界经济都处于“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⑧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现代工业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由于缺乏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数据，当时人们无法得知中国何时出现现代经济增长，也无法把握前现代发展水平与现代经济增长间的差距。第二，尝试研究世界各国GDP长期序列的西方学者认为，在现代经济增长出现前，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已经大大高于亚洲和非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是其论点暂时还找不到来自前近代中国人均GDP数据的支持。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英国工业革命前的中国经济发展处于何种水平，便成为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内外不断有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加入这一新兴研究领域。讨论第一个问题的学者主要有张仲礼、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刘大中、叶孔嘉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等人。1962年，曾留学美国的经济史学家张仲礼在《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对19世纪80年代中国的国民收入进行了估算。但是，张氏的估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官方统计，以及外国学者和巫宝三的估算，尤其是手工业与服务业两个部分。因为资料匮乏，所以只能将其研究结果看成是对当时中国GDP的一个粗略估计。尽管如此，他首次将GDP研究向前推至晚清时期，从而为探究近代初期的中国经济水平作出了贡献。他认为，19世纪80年代，中国的农业和绝大部分的非农产业仍处于前近代的发展阶段。他还将其估算与巫宝三等人估算的1933年的国民收入比较，得出结论：若以1933年的价格计算，当1933年部分地区经历工业化的时候，中国的国民收入较之19世纪80年代增长了40％，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30％。⑨美国中国史专家费维恺认为，张仲礼夸大了绅士的收入，并且过于依赖1887年耕地面积的官方材料。⑩费维恺将农业估值上调30％，结果大大降低了1880年至1933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国民收入增长率降至36％，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降为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