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政改”时期的香港经济前景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87(2015)03-0054-11

       如果说，2014年爆发的“占中运动”，是香港内部深层次矛盾的总爆发，那么，近日香港反对派否决政改方案，则是继占中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政治对抗。“后政改”时期香港经济将持续受到激烈的政治纷争的困扰；面对较大调整压力的房地产业将左右香港的内需走向；进入新平庸状况的全球经济也难以给香港带来更强大的外需增长动力。本文将在分析影响未来香港经济的主要因素及其变化的基础上，对“后政改”时期香港经济前景作出估计，同时提出扭转香港经济走势和改善民生的若干思路和建议，以供参考。

       一、三因素影响经济前景

       “后政改”时期，有三大因素对香港经济发展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即政治纷争、地产调整和外需不振。它们将阻碍香港内外需求的改善，致使香港经济前景难以乐观。

       (一)政治纷争更加激烈

       “占中运动”是香港社会从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政治较量转向全面、非理性、不合作的政治对抗的分水岭。“后政改”时期，其后续影响将加快发酵，政治纷争和不合作运动将趋向常态化，特区政府管治困难也将常态化，这是“后政改”时期区别于以前的一个显著特点。具体而言：

       第一，鉴于近期以来占中势力与反占中力量、支持政改力量和反对政改势力都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社会分裂情况迅速恶化，令双方在政经议题上妥协让步的空间缩小。政改方案被否决使香港失去一次借政制向前迈进去化解分歧的大好机会，未来香港化解政治矛盾难度将加大，对立和抗争将此起彼伏，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也会进一步显现。

       第二，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地产经济的逐步形成，香港贫富分化情况日趋严重，雇员报酬占GDP比重从上世纪末的55.6％降至2013年的50.8％，基尼系数由1981年的0.451升至2011年的0.537，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贫富差距最大的经济体之一①，致使低收入人群不断壮大，中产阶层日益缩小，富者则愈来愈富。贫富对立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社会大众和大资本的对立，香港社会弥漫着仇富的气氛；另一方面，香港特殊的房地产模式把民众人为地分为有房族和无房族两大阵营，拥有自置住房和不拥有自置住房的家庭差不多各占一半，加剧了社会分化。“后政改”时期贫富分化和对立将难以迅速改变，任何经济和社会政策都可能引起争议，政府施政将遇到更多阻扰。

       第三，今次占中和反政改运动一开始，年轻一代就成为主力，除了受到反对派价值观的深度影响及缺乏国民教育之外，也与年轻一代面对住房、就业和收入等巨大压力有很大关系。从1985～2014年的三十年间，香港私人住宅售价狂涨13.9倍，但人均名义GDP只上升5.4倍，房价升幅比收入快1.5倍以上(详见图1)，加上高楼价、高租金影响科技创新和创意产业，减少了年轻一代发挥才智和就业选择的机会。年轻人把这些不公平归咎于现时政治制度，希望通过自由选举推出一位可以代表他们的行政长官，以维护自身利益及寻找出路。年轻人代表着香港的未来，跨代矛盾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尤为深远。目前跨代矛盾已给香港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最近驱逐内地游客和“反水货客”等行动，就是部分年轻人的“杰作”。估计这种情况将不断发生，甚至可能扩散到其他领域。这是“后政改”时期香港必须面对的问题。

      

       图1 人均GDP和私人住宅价格累计升幅(％)

       数据来源：香港统计处和差饷物业估价署。

       综合而言，若与2003年SARS疫情造成的影响比较，占中和政改争拗不仅对香港经济产生了短期影响，还将对“后政改”时期香港经济发展形成掣肘：(1)使本地财团及海外企业对香港营商环境的信心受到冲击。香港财团可能减少在本地的投资，扩大对海外市场特别是欧洲市场的资产布局；海外跨国企业尤其是内地企业也会因为政治纷争加剧而降低在港长期发展的信心。(2)加深了香港社会分化，并且会直接反映到立法层面。未来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将更加紧张，增加特区政府的施政难度。据政府公布的资料，上一个立法年度政府原计划向立法会提交总额约430亿元的新工程项目，但立法会批准的项目涉及金额仅36亿元。这个立法年度政府预计向立法会申请拨款的项目80多个，总额约为710亿元，若有关拨款申请受阻，基建支出将大幅减少，进而影响公共部门投资增长。(3)对香港和内地互信基础及深化合作意愿也有负面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巩固及发展均有赖于内地的持续支持，两地互信及合作基础极为重要。如果两地互信进一步受到削弱，那么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旅游和零售外，贸易、运输、商业、会展和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合作也会蒙上阴影。

       (二)楼价面对调整压力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世界经济向以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为主体的知识经济迅速转型时，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政策导向，一向顺势而行的香港却反其道而行之，走上了炒作地产催谷泡沫的不归路，一系列矛盾和难题便因“运”而生。确切地说，香港经济社会层面的深层次矛盾，是以地产泡沫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及政策不能适应全球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香港民众对优质生活的需求。这一深层次矛盾若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其他与政治、民生和两地合作相关的矛盾就难以得到化解。

       就内部而言，香港以高楼价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及政策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其实早已浮出台面，近些年来不断趋于激化，突出表现在经济结构出现“三化”现象，即泡沫化、空心化和劣质化。具体来看：

       第一，经济结构泡沫化是核心问题，根源在于高楼价政策。高楼价政策其实早在香港工业化时期即已实行。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由于对土地供应实行限制，高楼价政策得到强化，从此香港真正进入地产主导经济运作的年代，泡沫化经济结构逐步形成：(1)地产炒作凌驾于正常生产活动之上，地产升值收益远高于生产收入，资产泡沫游戏成为最重要的经济活动。(2)地产泡沫带动通胀急升骤降，成为决定香港经济总量的主要因素。如1988～1997年香港名义GDP总量劲升近两倍，人均GDP由1万美元急增至2.7万美元，其中有2/3是由通胀带动的；1998～2003年名义GDP总量减少8.5％，主要是同期地产泡沫破灭并出现通缩的结果。2004～2014年名义GDP总量再增加78.7％，逾三成是通胀因素。但由于多年来以减少房地产供应来维持高楼价，使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创造的增加值②占GDP比重，从1997年的28％降至目前的不足18％，拖低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1.4个百分点。(3)地产泡沫带动租金急升，使企业经营成本大增，导致经营环境不断恶化，也阻止外部竞争者加入，形成市场垄断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