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类型学(language typology;linguistic typology)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基于人类语言存在共性和类型的前提,以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通过蕴含共性以及语言个性的比较,揭示语言的特点和规律。这是语言研究的一种有效、可行的理论和方法,已被多年语言研究实践所证明。 语言类型学自进入中国汉藏语系语言(以下简称“汉藏语”①)研究领域,语言学家们便使用它进行汉藏语内部和外部的类型学比较,揭示汉藏语共时和历时的规律,取得了不少新的突破。但类型学研究过去多集中在句法上,构词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复合词方面的研究,所见不多,是一个薄弱环节。语言类型学应如何具体地运用到我国语言的构词研究中,是我们在借鉴、引进国外语言学理论方法时必须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本文主要以汉藏语并列复合词的类型学特征为个案,探讨汉藏语并列复合词的类型学特点以及如何运用类型学理论和方法来深入分析并列复合词的特征,也兼带讨论汉藏语语法类型学研究的一些认识问题。希望本文能对语言类型学的研究以及汉藏语构词法的教学会有一些帮助。 二、并列复合词是汉藏语的一个有特色的构词手段 使用两个词根并列构成的复合词,与非并列的复合词(主从复合词、支配复合词等)具有不同的构词特点,是汉藏语构词的一个重要手段。从跨语言的角度看,阿尔泰、印欧等语系语言的并列复合词,在数量上都不及汉藏语多,而且特点迥异,因此汉藏语的并列复合词成为区别于其他语系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具体说来,汉藏语并列复合词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汉藏语并列复合词数量多,能产性强,其构成是词汇丰富发展、增强语言表达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构词手段。 第二,汉藏语并列复合词的词素顺序基本固定,前后顺序一般都不能变动。如:
第三,汉藏语控制并列复合词词素的顺序有语音和语义两个因素。语音规则是形态标记,其功能主要是词素之间的语音和谐,属于构词韵律,是一种形态特征。
第四,汉藏语语言并列复合词的大量存在及其韵律和谐的显赫特征,其产生的土壤与汉藏语普遍存在分析性特点有关。分析性的特点,决定了汉藏语在构词和句法结构上要采用韵律手段。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语法类型学特征。 弄清并列复合词的特点、规律和成因,必将充实类型学理论的研究,也有助于对语言之间关系的探讨。 三、制约汉藏语并列复合词词序的因素 制约汉藏语并列复合词词序孰先孰后主要受语音和语义两个因素的制约。但在不同语言里,语音和语义这两个因素的比例存在差异,有的以语音因素为主,有的以语义因素为主。 (一)语音因素 迄今为止发现的语音因素有两种类型:一是声调因素型,即不同声调的固定配合;二是元音型,即不同舌位的元音固定配合。 第一,声调因素型。 声调因素型指的是复合词前后词素按声调组合规则排列。这一类型的复合词在汉藏语里目前发现的只有汉语、白语两种语言。 汉语并列复合词的词素顺序,绝大多数都是由不同声调的固定配合而成,由语义制约顺序的少。声调的顺序,多是按平上去入的顺序排列。如:“天地”,“天”是平声在前,“地”是去声在后;“耳目”,“耳”是上声在前,“目”是入声在后;“等待”,“等”是上声在前,“待”是入声在后。 纵观汉语史,可以看到这种组合模式已有很长的历史。张博对先秦五书中双音节同义连用、类义连用和反义连用的1819个并列式结构做了量化的、微观的、系统的统计和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先秦双音节并列式连用中词序的主要制约因素是调序;意义与调序双重制约而形成的异调顺序连用数量极少,绝大多数异调顺序连用纯然是调序制约的结果;在意义关系产生矛盾时,意义制约力并不绝对起决定作用”[1]。张文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思考问题,如“各种因素制约力度的强弱之比怎样?在语言发展过程中的消长趋势如何?汉语声调的演变对于调序制约力产生了什么影响?所有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才能探明”[1]。 大理白语的并列复合词的词序主要也是由声调因素决定的。赵燕珍指出:“大理白语并列复合词的词素顺序主要受音高制约。”“若是两个平调相结合,一般是调高的词素在前,调低的词素在后”;“一般是升调、降调在前,平调在后”。[2]例如:
“升调与降调结合时,是升调在前、降调在后。”[2]例如:
值得注意的是,大理白语的并列复合词如果两个词素的调值相同,词序则由元音舌位高低并列排列,一般是前一词素的主要元音舌位高于后一词素。这就是说,若声调相同无法作为区别性特征,则以不同的元音舌位作为制约条件。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