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5)03-0075-12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以下研究问题展开：台湾媒体在民主转型中是否起到推手的作用？报禁解除是否是民主转型的必然产物？民主转型前后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与管理发生了哪些变化？民主转型过程中裹挟而来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对台湾媒体政策的影响力如何？笔者对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核心群体进行了深度访谈，围绕上述研究问题在访谈前给被访者事先通过邮件发送了下列访谈提纲： 1.提到报禁给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2.报禁时期，政府管控媒体的方式和手段主要有哪些？ 3.报禁时期，政治领袖对媒体的影响如何？ 4.您认为是什么促成了报禁开放？请列举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和人物。 5.您认为台湾媒体在民主转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6.解禁后，台湾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有些什么变化？ 7.解禁后，台湾政治领袖对新闻媒体的影响如何？ 8.有一种说法认为，解禁后的台湾媒体陷入新的政商关系之中。您怎么认为？ 9.现在的新闻传播主管单位与报禁时期相比有哪些变更？其管理方式有哪些变化？ 10.您认为台湾现行的新闻法规为新闻自由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吗？ 11.您认为台湾现行的新闻传播制度是基于什么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12.您认为台湾民主转型后，现行新闻传播制度还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访谈提纲只确定了主要的问题和框架，在正式访谈前，访谈者再结合被访者的背景资料和实际情况在上述12个问题基础上因人而异地做部分修改，在访谈过程中，被访者对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的回答是访谈者无法预知的，访谈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改进随之而来的问题。在访谈一开始以“提到报禁给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开场，用“渐进式聚焦法”，从一般化的日常领域入手，逐渐发现被访者的兴趣点，然后再逐步展开，使被访者对他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有更多的叙述和表达。更重要的是，生活史的叙述有助于达到对被访者行动的理解，通过生平阐释以期探寻个人意义的深度层次。[1] 但是访谈的目的还不止于此，本研究还希望能够将个体生活与更广阔的思考范畴关联起来，达到一种普遍化的认识。访谈虽然在代表性上仍有缺陷，但是所获得资料的有效性较高。对个体的理解包括了意义归置、因果关联、类型分化，而不仅仅是细节性描述，而这正是研究者期望通过深度访谈所能达到的目的之一，即发展出关于社会及其构成结构与过程发展的概化知识。对于个体经验的研究，以个人生活史为切入点的深度访谈隐含了这样的假设：宏观的社会变迁会以不同的方式投射到不同的个人身上，从而影响个人的生命历程。由此，个人的生命历程就获得了一种共性。如果在“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下对此做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就可以在微观层次上发现民众对“国家”力量渗透所做的回应。由此，以个人生活史为切入点的深度访谈就充分显示了其口述史特征，从而可以“小中见大”做出有意义的研究。[2] 台湾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相关人士对访谈提纲中所提到的问题无疑具有发言权。2013年8月至2014年4月，笔者对16位人士进行了总计约26个小时的深度访谈，每位受访者的采访时间一般为1个半小时，为确保完整准确地记录访谈内容，采访全程录音，随后逐句听写录入电脑。 16位受访者的共同特征体现了研究对象的代表性，他们都是有多年教学、研究或新闻实务经历，供职于高校、新闻机构或行政部门，深谙台湾新闻传播业发展状况的资深人士。其详细信息见表1。为保证研究对象的多元平衡，在政治倾向、年龄段和职业等方面，受访者的不同特征体现了研究对象的多样性。以16位受访者的政治光谱来分析，偏蓝的有5位，偏绿的有6位，居于中立的5位(见图1)，选取受访对象的时候基本考虑到政治倾向的平衡问题，以使多元的观点能够在访谈中得以充分体现。就受访者年龄来看，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有3位，40年代1位，50年代7位，60年代4位。50年代的人士占总数的47％，是因为这一年龄段的人士大部分目前正居于学界和业界的重要岗位，是该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发言权的一批人。就受访者现在从事的职业来看，学界有7位，实务界有7位，另外两位是政界人士(林佳龙、吴丰山现为政界人士，但林佳龙曾任“新闻局局长”，吴丰山曾为媒体人)。
图1 16位受访者政治光谱
二、研究发现 (一)行政管制与自由市场 1.党政军控制媒体和高校内化教育 戒严时期，国民党一党独大，对社会实行威权控制，对媒体外在的控制主要通过国民党文工会、“行政院新闻局”和军方的“警备总部”。文工会和“新闻局”是体制上面的媒体主管机关，“警备总部”是军方单位，虽然不是体制上的主管机关，但是它握有权力进行报刊查禁和思想审查。[3]每周“警总”召集“调查局”、文工会、“新闻局”、宪兵单位开会、决策和处置，不过处置时并不是“警总”与报社直接联络，而是由文工会或者“新闻局”出面，但“警总”在取缔党外杂志的时候是在一线，只是对于一般报社的管控通常都是通过文工会，给总编辑打电话的人是文工会的总干事甚至主任，使编辑感到压力，从而让记者配合修改。[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