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5)03-0059-(07) DOI:10.13852/J.CNKI.JSHNU.2015.03.007 1959年，就在美国大众传播学蓬勃发展之际，贝尔森(Bernatd Beleson)却在《民意季刊》(Public Opinion)上撰文宣称了“传播学的枯萎”。他认为，传播学四大奠基者虽然从不同路径拓展了传播研究领域，但是大众传播学迄今为止并没有形成一个“大的思想”(great idea)来整合这个领域。[1]因此在他看来，传播学研究虽然表面繁荣，但是由于未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终将会走向消亡。贝尔森的预言虽有过激之嫌，但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传播研究的内部担忧和现实困境。二十多年后，施拉姆也无奈哀叹，直到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研究者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问”。[2](P15) 他们的哀叹，道出了困扰传播学界已久的不安——学术身份的模糊。然而，传播学界的内部担忧，显然远远不限与此。1983年和1993年，美国的《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分别以“领域的骚动”(Ferment in the Field)和“领域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Field：Between Fragmentation and Collesion)为题，展开了两场声势浩大的讨论。前后共有近百位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著名学者参与到讨论中来，两次讨论共形成文章83篇。“如果说，对抗与兴奋贯穿了1983年论争的始终，那么，1993年论战的关键词则是：危机、反思与整合”。[3]纵览他们的讨论，可以发现他们的担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传播研究的学术身份缺乏清晰的边界，在很多时候，传播学就像一个“十字路口”，来往的人虽然络绎不绝，但是理论是别人的，方法也是别人的；2.传播研究缺乏一个可以统领全局的研究范式，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的相互斗争、各种传播理论的层出不穷，都显示了传播学尚处于寻找范式的“前范式”状态；3.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是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斗争并没有因此而停息，从而使得传播研究持续处于分裂状态之中。 很显然，时隔10年，虽然学界内部的反省不断更新，但是“学术身份的模糊”和“研究范式的缺席”，依然是困扰传播学界的关键问题。在1993年的那场论争中，美国传播学者帕梅拉·休梅克(Pamela Shoemaker)就强调，当前的传播学量化研究虽然证明了很多理论假设，也有一些是从理论衍生而来，但是却明显地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这正是传播学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4](P146～153)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传播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传播学界的内部反思并没有因此停息，反而不断升级。2009年，卡茨(Elihu Katz)再次发出追问：为什么社会科学抛弃了传播研究？[5](P167～174)事实似乎也是如此，如果说芝加哥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研究，曾一度构成了世界社会科学的共同话题；时至今日，我们的传播研究似乎已经很难再为当代社会科学制造新的“兴奋点”。不过，无法忽视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就在传播研究频现困境的时候，戴维森提出的“第三人效果”却一举吸引了主流社会学的关注，和“涵养”理论、“议程设置”理论、“使用与满足”理论一起成为被业内外引用频率最高的传播理论。一项调查发现，在1983年至2007年间，EBSCO数据库上共出现了126篇有关“第三人效果”的研究论文，其中引用次数超过10次的国际知名研究者有16位。其研究主题包含了“劝服性信息、选举信息、紧跟时事发展的主题、负面媒介信息、有关公共信息、文化差异”等诸多方面。在国内，“第三人效果”理论也不断出现在有关“非典、农民工形象、超级女声、艾滋针”等信息主题的研究之中。[6] 由此，面对困扰传播研究数十年的身份困境和范式担忧，需要追问的或许不应是“主流社会科学为什么抛弃了传播学”或“传播学的大思想在哪里”，而是应该追问“为什么传播学曾经能够在批判研究和经验研究的不同路径上，数度吸引主流社会科学的目光”。换而言之，只有知道主流社会科学曾经为什么会被它所吸引，方能知道其为何又要将它“抛弃”。为此，我们要做的，应该是把传播研究放回到“它原本属于的地方——即一系列有关现代社会出现、发展、结构特征以及未来变迁的学科之中”。[7](P42～59)只有回到现代社会的出现和发展过程中，或许方能一探究竟。 一、现代性与大众传媒的关系 在把传播研究放回“它原本属于的地方”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厘清的是现代性的发生和大众传媒的关系。 所谓现代性，在吉登斯看来即是各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的总和，它“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8](P1)他认为，“对于早期现代国家以及其他先行的现代制度的兴起来说，印刷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但是要追溯现代性的起源，恰恰是大众印刷媒介和电子通讯日益融合与发展才是重要的”。[9](P27)所以，他相信，“高度现代性是大众印刷媒体和重要电子传播日益缠绕着交互发展”的结果。很显然，在现代性的发生与大众传媒的发展之间，他非常看重大众传媒在现代国家、现代制度和自我认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