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12(2015)04-0014-08 作为德国启蒙时代的优秀思想家和艺术家，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的一生让人倍感遗憾：虽然具有多样的才华，但却来不及充分施展，只活了短短的46岁就因病过早离世。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他在西方美学史上占有一个重要位置。在严格意义上讲，席勒并没有创立一个思想体系，但他却进入了思想史。一位俄国学者说过：人们在提到康德的名字之后立即就会提到他的名字。[1]125此话的确符合事实。席勒在批判地继承的前提下弘扬了康德的美学思想，如果没有席勒，康德美学的传播难以达到今天的程度。用意大利著名学者克罗齐的话讲：“康德的教诲使他成为谨慎的人，他也从未想到要离开康德的批判精神。”[2]3所以，在我们大致认识了康德的批判的审美认识论之后，有必要对席勒的审美教育论的思想有所了解。 关于席勒，他的同胞亨利希·海涅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席勒为伟大的革命思想而写作，他摧毁了精神上的巴士底狱，建造了自由的神殿，它将像一个举世无双的兄弟会一样，容纳一切民族；他是个世界主义者。”[3]的确，作为启蒙主义者，席勒在整个启蒙运动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悲剧与康德对启蒙自身的批判，使得席勒的启蒙思想明显有别于早先的英、法启蒙思想。他在捍卫启蒙信念的前提下，对启蒙以来的社会实践做了审慎的反思，也使得启蒙运动在德国发生了从社会政治层面向个体精神文化层面的转向，并在一定程度上无意地播撒了19世纪浪漫主义的种子。暂且不论像席勒这样的德国启蒙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现实中的启蒙实践，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当代文化研究关于审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还是当代政治学领域有关公共领域的讨论，席勒的创作与言说都是不可忽略的思想资源。但全面地来看，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席勒的贡献更多是以戏剧创作和美学思考的形式出现，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席勒，我们有必要更多地讨论“作为美学家”的席勒。就像维塞尔所说，对于想了解18世纪美学进展的任何尝试来说，席勒对审美经验的分析都是重要的，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19世纪前半期。甚至于我们还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没有席勒，像“法兰克福学派”美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式的空想也许是不可能的。[2]3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席勒的这个身份同样与康德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德国古典美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在其《美学》的“序论”中说过：“席勒的大功劳就在于克服了康德所了解的思想的主观性与抽象性，敢于设法超越这些局限，在思想上把统一与和解作为真实来了解，并且在艺术里实现这种统一与和解。”[4]76这番话讲得有些不明不白，还是德国当代学者维塞尔的话讲得更清楚：“在18世纪美学理论中构成一个关键性转折点的是席勒的美学理论，而不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因为席勒的美学理论比康德的理论更多地指出了未来的道路。”[2]2席勒美学集中于三本著作：《论秀美与尊严》《论素朴诗与感伤诗》《审美教育书简》，其中尤其以《审美教育书简》(又译《美育书简》)为重。用英国美学史家鲍桑葵的话说：“关于席勒的总的观点，《审美教育书简》提供了最完备的成果。他一下就点明了他的见解与康德的关系的实质。”[5]客观地讲，这些作品在份量上并不重，但它的影响至为深远。无论是其后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还是从马克思、马尔库塞到荣格的思想，若是没有席勒对他们的思想有所启发，这些显然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要想深入地认识席勒美学的精髓，就必须对它的产生背景有一定的了解。在这方面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席勒对德国的浪漫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若要以浪漫派的眼光来界定席勒，未免有失偏颇。席勒是个极有现实感的思想家，较之于绝大多数思想家所观察到的社会的不公和宗教的荒谬之外，席勒更深一步地观察到其身处时代的人性所处的困境。在他看来，人性问题是解决一切社会政治问题的前提。 法国革命试图通过制度的更替来换取人类乌托邦的理想，却终究以雅各宾主义的恐怖暴政收场，这一事实无疑对席勒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好的国家奠基于美好的人性，“政治方面的一切改进都应从性格的高尚化出发”。[6]69什么样的人性造就什么样的政治，因此，如何塑造美好的人性成为席勒进行美学思考的一个逻辑起点。当美好的人性仅仅是一种理想的时候，现实中的人性无疑是破败不堪的。启蒙以来的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并没有相应地带来人性的完善，人类反倒为此付出了深重的代价，人类道德日益败坏，人性也日渐走向扭曲。如果说，卢梭的刺耳批评在当时还有些耸人听闻的话，那么到了席勒的时代，这个看法已得到愈来愈多思想家的认同。在席勒看来，在他所处的时代中人性出现了严重的分裂。由于各种科学的分类和职业分工的出现，这使得现代人的天性被撕裂成了碎片，“人永远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碎片。他耳朵里听到的永远只是他推动的那个齿轮发出的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他永远不能发展他本质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在他的天性上，而是仅仅变成他的职业和他的专门知识的标志”[6]48。追溯历史，席勒看到在希腊人身上所呈现的整体和谐的人格，在今天的世界中消失殆尽。比如在希腊人身上，感性与精神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与之相反，现代人常常因为各种原因处于异化的状态：“不是他的感觉支配了原则，成为了野人，就是他的原则摧毁了他的感觉，成为蛮人。”[6]36 席勒认为，在前一种状态中，“我们看到的是粗野的、无法无天的冲动，在市民秩序的约束解除之后这些冲动摆脱了羁绊，以无法控制的狂暴急于得到兽性的满足”，后一种状态中，“我们道德习俗的那种矫饰的礼仪，否定了自然本可原谅的要求唱第一声部的权利，而在我们的唯物主义伦理学中却给予它最后的决定权”。[6]41为此他得出结论：“使各个单独的精神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固然可以造就出非凡的人，但只有各种精神力均衡地混合在一起才能造就出非凡的人，但只有各种精神力均衡地混合在一起才能造就出幸福而又完善的人”。[6]54由此来看，不言而喻，席勒的思想明确地落实在哲学人类学的层面，这要归因于康德对他的启发，尤其受到康德晚年作品《实用人类学》的影响。他将康德的先验哲学创造性地实现了人类学意义上的转化。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指出，席勒对《判断力批判》也有好感并赞赏有加，他是“第一个静心推敲康德哲学那部分的人”。[7]125不单单是他的哲学思想，而且在他的戏剧创作中，康德思想的痕迹更是显露无遗，“道德观念同统治着我们这个世界的‘欲望、色欲’这种力量之间的冲突，是席勒戏剧著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8]因此，尽管克罗齐认为，席勒的思想源于莱布尼茨以来的泛物活论思潮，[7]126但这都不能否认康德思想对他的最直接影响。同样，正是由于受康德的影响，席勒对艺术审美问题的关注也不在于艺术作品本身，而在于他将审美视为追寻自由人格的重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