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现代美学是否存在与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连续性？ 总体上看，近三十年学界对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研究基本沿袭了如下观点：中国现代美学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形成的，这种碰撞主要表现为，接受了西方美学，然后以之阐释中国传统思想材料以及文学艺术。这个观点有其合理的一面。一般而言，中国现代美学乃至“美学”这个词，都是在西方学术思想引入中国之时引进的，明显受到了西方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这里暂时不考虑一个时期某些西方美学思想经由日本这个中介所产生的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从而产生了与本土传统学术思想似乎很不相同的“美学”。的确，由于西方学术思想的引入，我国出现了新学，美学也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因此，研究中国现代美学，应该重视西方美学对中国的影响，重视由于西方美学引进而产生的新思想、新理论，重视由此而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建设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但是，上述观点暗含一个误解，似乎中国现代美学主要是西方美学介入中国所致，这一时期美学的问题框架甚至概念范畴都以西方美学为主体，由此造成了我国美学的学术文化“断裂”。由于这一误解，我们对中国现代美学自身的问题、价值取向甚至学术话语有所忽视或轻视，又基本上忽略了传统学术文化的历史连续性，相应地，所呈现出来的中国现代美学似乎主要是某些西方美学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引进版”，也就是“美学在现代中国”(Aesthetics in Modern China)，而非“中国现代美学”(Modern Chinese Aesthetics)。这种误解还导致了21世纪初一度被大家认同的另一个误解，即认定我国美学从20世纪开始就得了“失语症”，好像这一百年来中国美学被西方学术话语所占据，已经失去了自己发声说话的能力。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现代美学真的是与本土传统学术文化断裂的“全新”学问吗？ 由于中国现代美学中美育理论的比重很大，而且常常居于核心地位，因此，研究中国现代美学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是中国现代美育理论。从美育理论入手，能够更加深入地发掘其中凸显出来的本土美学问题和美学思想。通过详细研究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的美育理论所针对的本土问题，并把他们的美育理论与康德“审美无利害性”命题、席勒美育理论等西方现代美学理论进行比较，能够揭示出他们的美育理论乃至美学思想所蕴含的独特而极具本土性的思想意义。我们可以把这种具有独特本土意义的美学思想称作“审美功利主义”：“审美功利主义是针对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思潮的双重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想。从目的上看，审美功利主义把思想文化的改造和人的启蒙教育联系在一起，并由此使中国现代美学具有了启蒙和人的心理本体建设的人文精神；从思想来源上看，它把西方现代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并创生了新的意义；从范围来看，它虽然主张审美和艺术的相对独立性，并反对传统的‘文以载道’说，但是在人的内在修养和精神境界提升的意义上，把审美与道德联系在一起，从而拓展了审美范畴的社会现实意义；从功能上看，它虽然主张审美的超越性，但是把作为学术研究的美学和作为社会实践的美育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颇具中国思想特色的人生论美学。”① 这种思想的产生，从总体上说，受到欧洲美学思想的重要影响，这是事实，如王国维之推崇康德、席勒，蔡元培之介绍欧洲哲学和美学，从而提出对后世影响很大的美育思想，朱光潜就更不必说，他就是在欧洲系统研习美学和心理学的。但是，这几位自幼都接受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教育和学术训练，特别是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这三位第一代现代美学家，他们研究美学最切近的学术文化出发点都是本土的、传统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传统文化人，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要不要继承传统文化的问题。他们的美学思想是在中国接受西方思想、学术影响的初期形成的，当时中国还是比较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语境，传统的根基还相对比较牢固，影响力依然强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西方美学的研习与接受，就不可能不受到中国本土传统学术文化的深刻影响，而这种根本性的影响又必然构成其美学思想的本土“底色”。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前半叶引进西方美学思想的美学家恐怕都脱不开“中学为体”的立场，特别是在价值观方面，不管是否自觉。 从解释学的观点来说，学术思想上的任何理解都具有历史性，受到理解者原有知识和思想观念的制约，而理解的结果就是所谓的“视界融合”。②这种理解的历史性，在跨时代、跨文化的解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现代以来在译介或评论西方学术思想的过程中，“误读”比比皆是，有的可能是知识缺陷所致，有的可能是有意为之，但更多的恐怕是“视界融合”的必然结果。中国现代美学家自幼习得的传统学术文化知识，作为一种“前理解”，必然制约着他们对西方美学的理解和选择。事实上，他们在选择、介绍西方美学理论时，明显体现出两种学术思想的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更多地体现为传统思想文化对理解西方美学命题核心意义的制约，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他们对“无利害性”这个美学关键概念的本土化解读和阐发。更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几乎没有直接接受过西方美学的影响，可是，在他后期的“趣味主义”论以及他所标举的“无所为而为”等美学观点中，有着大量与上述接受了西方美学影响的美学家相似或相同的美学思想，对这个现象，研究者应高度重视。当然，我们会发现，他们面对的社会现实和意欲解决的问题有相似之处，例如，他们都十分关注国民性改造，关注人心的纯洁和人生境界的提升。那么，是什么本土传统学术思想导致了这种在美学研究的价值指向上的一致性呢？在我们的传统学术思想中，是否存在与某些西方现代美学理论类似(更准确地说是貌似)的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从而决定了这些美学家选择并引进西方美学呢？在引进西方现代美学、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若干思想文化问题的过程中，中国现代美学具有了某些“现代性”，但是，另一方面，是否存在某种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间内在的历史连续性呢？本文重点概述中国现代美学，特别是审美功利主义思想与儒家心性之学的内在关联，试图探讨以下问题：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朱光潜这几位美学家引进西方美学、提出美学问题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引进西方美学的传统学术基元是什么？在与西方学术思想碰撞时，中国美学家所能援用的最切近的学术思想文化是什么？由此，我们试图揭示中国现代美学的传统文化之根，理清中国现代美学与传统学术思想之间的连续性，“重新发现”一百多年前开始形成的中国现代美学的本土意义和丰富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