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5)03-0098-14 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学生运动，学界不乏研究成果，但却明显存在两种倾向：大陆学者的研究多重在突出中共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有意无意间回避或淡化了国民党的作用；台湾学者则是突出国共两党尤其是国民党对学生运动领导权的争夺，甚少关注二者间的合作①。两种倾向各有所见，各有所蔽。其实，国民革命的发展既得益于国共的合作推进，作为其中一种重要力量的学生运动的发展，焉能例外？尽管其间国民党内部存在的左右派之争，曾影响和制约了它的发展。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拟对当时的学生运动进行再考察。 五四时期的学生爱国运动曾掀起洪波巨澜，但是，很快又陷入了沉寂。学生运动最终走出低谷，重归蓬勃发展，是与当时国共合作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勃然兴起分不开的。 梁漱溟说，历史上朝代的更迭或革命的发生，说到底，“这完全是人心憋闷之极的夺路而出”。国民党改组前夕，正是全国人心极度憋闷之时，军阀混战，政治黑暗，到曹锟贿选总统达于极点。与此同时，“五四”后引进的社会主义思潮，恰恰“给人心开路”②。他讲得很形象，正确指出了1923年前后中国社会已形成了革命的形势；不过，他强调“五四”以来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为国人革命道路的选择指引方向，虽不失深刻，却不免笼统。应当说，真正“给人心开路”的，当是国共合作推动的国民革命。 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和国民党虽同情和支持过五四学生运动，但却无力领导这场运动。1919年底，孙中山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演讲中说，国人欲救国，惟有两条路：一是助我恢复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制定的制度；二是从头再举革命。我可以提供至少25个师的兵力帮助大家对付北洋军阀③。这说明，当时国民党依然钟情于军事斗争，提不出新的革命目标。事实上，包括学生在内，确有不少人误将孙中山与军阀等量齐观，他不能吸引并领导学生运动，也就事有固然。1924年国民党毅然决定改组，实行国共合作，举起了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的旗帜。这是个重要的转变点。缘是，不仅国民党获得再生，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新的目标，为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指出了新方向和新希望，即真正的“给人心开路”。 学生运动最终能走上革命的正轨，实得益于两党的共同努力引导。 其一，引导学生走出“只应读书，不预政事”的思想误区，投身国民革命。五四运动中的多数学生，实未摆脱学生“只应读书，不预政事”的传统观念。1919年6月第一届全国学生联合会(下称“学总”)成立，会长何葆仁在会上讲话：“本会以改良社会，正人心，敦风俗为主旨。”④所强调的是：学生的本职在于读书救国，改良社会，而不应参与政治。翌年，即“五四”一周年之际，《新教育》第2卷第5期开辟“一年来学潮之回顾和希望”专栏，发表了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八位名流的七篇文章，其共同的旨趣便是规劝学生回到课堂上去，告别“五四”。蔡元培说：现在学生“最要紧的是专心研究学问”，“从前的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这就是我对于今年五月四日以后学生界的希望了”⑤。这些言论，无疑进一步对学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所以五四运动，忽一变而为读书运动这种风气了，弄得许多人离开了革命战线。”⑥ 为消除蔡、胡诸人的影响，引导学生投身国民革命，国共两党的报刊都发表了大量相关文章。中共方面，分别由恽代英与杨贤江主编的《中国青年》和《学生杂志》，在学生界都有广泛的影响。1923年10月，蔡元培对记者表示中国民众一盘散沙，非经长期教育训练无从革命；故学生不应“口谈革命，而抛荒学业”。对此，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2期发表《蔡元培的话不错吗？》一文，批评说：造成中国一盘散沙的根本原因不在教育，而在于因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中国藉以固结国人的两大要素，即社会经济与民主政治难以发展的缘故。“我们要打倒一切妨害我们发展实业与人民直接参政的仇敌，所以我们必须要革命”。他特别提醒青年学生：“蔡先生的话，是似是而非的。一国的所谓名人前辈，说这种似是而非的话的人，实在太多了。我希望一般青年还须用自己的鉴别力，来估量他们说的话，不要无条件的相信他们。”⑦《学生杂志》以无党派的形象示人，影响更广泛。1923年杨贤江在该刊发表《学生与政治》，开宗明义，第一句话便是“我是主张学生应该与闻政治的”。他说：在民主国家，一个青年学生于国事无动于衷是可耻的事情。中国政治腐败到了这种程度，见“而无所感触的，是木偶，是呆子”；见而思躲避的，“是废物，是懦夫”。“那么，该怎样呢？老实说只有去干政治啊!”自然，这不是要去做官，而是要去研究、观察与表示。同时，只有认清了民主政治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与军阀，“就不难确定我们对于政治应取的态度了”⑧。这就是说，学生不仅应当关心政治，而且其正确的取向就是投身国民革命。《学生杂志》还发起组织“青年问题讨论会”，就包括学生与政治及政党的关系等青年人生切要问题展开讨论，吸引了全国各地许多学生参加。国民党的刊物，如《革命青年》、《民国日报》等，宣传也颇得力。例如，1924年11月5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鹏程的文章《青年学生与社会运动》，充分肯定学生渐从消极苟安的态度转变为积极奋斗的精神，以为这是因为他们明白了“问题之零碎解决”之改良主义不可行，而“注意到中国政治之根本的改造”，即要求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压迫。同时，也因是之故，“更知道暂时的牺牲一部分时间，去作社会的宣传和民众的团结，以冀将压迫之下的同胞从速救出于水深火化之中”，即参与政治和社会运动，乃是学生当有的责任所在。又如，1926年《革命青年》第1期上有《革命青年的读书问题》一文，则指出，读书不限于在校，它是终生的事情。重要在于，青年学生应当以孙中山与廖仲恺先生为榜样，“把革命与读书打成一片，时时刻刻革命，时时刻刻读书”。现在学生的口号已由消极的“爱国不忘求学，求学不忘爱国”，转变到积极的“革命不忘求学，求学不忘革命”的实际行动上来了。“觉悟的青年，既认定革命是当前的大任”，相信他们是不会屈服退让的⑨。而国共合作共同领导下的学总机关刊物《中国学生》第18期，发表了牧武的《学生与救国运动——敬质蔡孑民先生》，逐条详细驳斥了蔡元培新从海外归来，于旅沪北大同学欢迎会上对当时中国学生救国运动的种种责难。作者最后说：“为使学生救国运动能有更大之进步与发展起见，我们终是希望蔡先生今后不多发表容易为反动势力所利用的，消极的，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有损害的言论。”⑩这自然都反映两党共同的认知。1924年6、7月间，上海、广州分别召开了国民党学生党员大会，参会人数分别达到四百人和二百余人之多，无异于公开宣示：许多学生业已突破了不预闻政治、不入党的禁忌。足见，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