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徐志民,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徐志民(1977- ),男,山东东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日关系史及抗日战争遗留问题研究。

原文出处: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抗战胜利后,为尽快遣返滞留中国大陆和台湾的370万名日本侨俘,国民政府本着国际人道主义之精神,在美国政府的帮助和协调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积极主动地从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和台澎地区遣返日本侨俘。新中国成立后,绝大部分日本侨俘已经回国,剩余之4万名日本侨民也被陆续送还回国,只有极少数人获得中国国籍。这一体现中国人民不计前嫌、宽宏大量、与人为善的民族品格之历史事件,尚未引起中国学界的足够重视。研究缺乏宏观的综合性研究成果,甚至华南地区的日本侨俘遣返尚未被纳入学界视野。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拓宽研究覆盖面,广泛挖掘遣返日本侨俘之史料,细化遣返日本侨俘的相关内容,推动这一研究继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5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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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5)05-0010-10

       1945年8月,日本向盟国投降后,滞留在日本国外的军人、侨民合计660万人,其中在中国战区的日本战俘、侨民(以下简称“日本侨俘”)大体分布情况是:东北地区除59.4万人被押送苏联西伯利亚外,尚余110万人;关内地区约210万人,台澎地区近50万人,共计370万人。①对于这些昔日在中国作威作福、烧杀抢掠的日本侨俘,中国政府和人民没有报复和仇杀,而是本着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不计前嫌、以德报怨、宽大为怀,积极主动地予以遣返。即使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国遣返日本侨俘工作也未停止。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继续遣返剩余之日本侨俘。然而,作为近代东亚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移动事件和充分体现中国人民宽大仁爱精神的行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受到中国学界的应有重视。据说,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曾组织过东北地区的日本侨俘遣返研究②,但迄今未见相应的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才出现了关于遣返日本侨俘的学术成果。笔者拟从遣返日本侨俘的总体情况出发,分别介绍中国各地遣返日本侨俘的研究现状,分析中国学界研究遣返日本侨俘的特点及走向,为今后之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遣返日本侨俘的概况

       抗战胜利后,如何集中管理和尽快遣返日本侨俘是国民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规模庞大的日本侨俘,一方面由于日本战败投降,心理失衡、恐慌,尤其是想到战时的所作所为与累累罪行,更是害怕中国人报复,故归心似箭;另一方面,部分日本侨俘不甘失败,私藏武器,勾结土匪,暗中联络地方军阀实力派,妄图“残留”中国,以待他日“东山再起”,成为影响战后中国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所以,1945年9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国境内日侨集中管理办法》,规定华北各地日侨集中于北平、天津、大同、青岛,华东地区的日侨集中于上海、厦门,四川、两湖、河南等地的日侨集中于汉口,台澎地区的日侨向当地各个县市集中,以待遣返。随之,从1945年11月至1946年12月,中国大陆遣返日本侨俘共计2983550人。③其余尚待遣返的日本侨俘与被征用之日籍技术人员及其在华家属,一部分在解放战争期间陆续被遣送回国,另一部分则在华工作到新中国成立。

       同时,美国政府为消除日本在中国的影响,也积极支持中国政府的遣返日本侨俘工作。1945年10月25日至27日,中美在上海举行遣返日本侨俘联席会议,制定了《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决定从塘沽、青岛、连云港、上海、厦门、汕头、广州、海口、三亚、海防、基隆、高雄等12个港口,将中国战区的日本侨俘遣送回国。随之,美国出动85艘登陆舰、100艘自由轮,并组织一批日本船只,参加日本侨俘的遣送工作。④1946年1月6日,中美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遣返日本侨俘联席会议。2月6日,中美等相关各方在东京召开中国战区遣返日本侨俘会议,制定了《中国战区日侨日俘遣返计划》,以加快遣返日本侨俘的进度。美国代表马歇尔、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三人军事调处执行部,积极协调中共控制区与国民党控制区的遣返日本侨俘工作,从而保证了遣返日本侨俘工作的顺利进行。王惠宇指出美国不仅参与遣返日本侨俘的决策和具体运作,而且协调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遣返日本侨俘问题上进行合作,最终国共美三方完成了这项艰巨的遣返任务。⑤袁成毅认为战后中国宽大并迅速遣返日本侨俘,既体现了中华民族宽大为怀的民族品格,也与蒋介石的反共战略和美国根除日本在华影响的既定政策密切相关。⑥二者都强调了美国因素在战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中国学界关于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遣返日本侨俘研究的综合性成果并不多,目前仅有以下几项。一是刘国武介绍了战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的准备、过程和影响,指出这不仅体现了中国人与人为善、宽宏大量的民族性格与人道主义精神,而且由于受蒋介石“以德报怨”讲话的影响,导致遣返日本侨俘过程中出现日本侨俘政治、经济待遇过高,未能对他们进行深刻的思想教育和清除其军国主义思想,甚至一些日本战犯潜藏在侨俘之中逃回日本。⑦二是吴庆生根据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档案,介绍了中国境内遣送日本侨俘的人数,以及国民政府的遣送计划;叙述了日本侨俘的收容、集中和统一管理情况,以及他们的生活待遇、途中补给、在内地及港口的行李检查和检扣物品的处理等,指出国民政府的善意和努力是日本侨俘迅速顺利回国的主要原因。⑧三是朱之江、仲华梳理了国民政府处理日本侨俘的指导思想、基本进程和主要措施等,如尊重日本侨俘的人格和尊严、保护其个人财物、妥善安排住所和给养、提供必要的医疗卫生保障、实施心理教育和积极稳妥地实施遣返,认为这种日本侨俘处理政策体现了中华民族仁爱宽大的胸怀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在促使部分日本侨俘反省侵华罪行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至少有4万余名日本侨民,以及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和由苏联转交的1000多名日本战犯⑩,如何妥善处理这些日本战犯和侨民,事关战后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1952年9月,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对日本侨俘除少数战犯及刑事罪犯应该依法处理外(11),其他在华日侨则本着自愿原则,分期分批协助他们回国。自1953年3月至1958年7月,由中国红十字会出面联络,从天津、秦皇岛、上海三地相继送还日本侨民3.5万人。这一事迹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良好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日民间交往的扩大和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被称为“架设中日友好关系的桥梁”(12)。陈国文、邓卫红、潘德昌等学者,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并无外交关系的情况下,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本访华团体联络、交涉,积极解决和落实日侨归国问题,打开了战后中日关系的一个缺口,使之从民间交往发展到“官民并举”,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13)刘振甲指出1958年中国国旗在长崎受辱事件后,中国政府送还日本侨民的计划暂时中止,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日复交后又继续协助日本侨民归国,并从1981年开始分批分期地组织日本侨民和遗留孤儿赴日寻亲。(14)一场侵略战争,造成几代人的亲情割舍与生离死别,可以说日本侵略战争对中日两国人民造成的伤害至今仍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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