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根据地曾展开大规模的地道斗争，尤以冀中地区最为突出。多年来，尽管由于影视和文艺作品的原因，地道战已在国人中耳熟能详，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却罕见①，影视及文艺作品的浪漫呈现和地道斗争的实际运作及其背后蕴含的复杂的政治、军事内涵，相差也不可以道理计。作为中共主导的对敌斗争系列链条中的一环，地道斗争具有强烈的中共军政特质，不仅是研究战争，更是了解中共生存、运作、抵抗方式的一个良好切入点，坚韧的武装抵抗和一个对日充满敌意的氛围，是地道斗争开展的必要条件，这些源自中国面对侵略的民族主义激发，持续发酵则应归功于中共的不懈努力。经由民族精神营造起的敌意，不仅是中共开展地道斗争的利器，事实上也是抗战时期中共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助力。同时，像地道这样一种本质上偏于被动的抵抗形式所以能够存在，与对手方露出的空隙不无关联，日本当年在华北地区的统治方式与统治实态，是帮助观察地道和地道斗争不可或缺的一环。 地道斗争最早的发源地在冀中地区。吕正操回忆：“地道的形成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开始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为了防敌抓掳，在不得已时就藏入菜窖、山药窖内。继而挖掘了隐蔽洞，也只是挖在家中或院落里，叫‘地窨子’，也叫‘口袋洞’、‘蛤蟆蹲’。在这种洞里不能活动，不能作战，只能消极隐蔽，敌人一旦发现，很难逃脱……初级的地道，最早出现在蠡县。蠡县离保定很近，环境又残酷，所以地道先从那里发展起来。”②地道初起时担任中共蠡县县委书记的王夫证实了吕正操的说法：地道“最初的形式，仅[是]在村外的一个洞而已”。③ 单个的地洞由于无法转移，隐蔽效能有限，慢慢发展为地洞之间的联通，形成所谓地道：“当敌人进行搜索时，‘死窟窿’里的人是逃不出敌人的手掌的……于是长距离的地道开始挖掘了，不但每家的地道都通着，而且地道从这个村庄通到了那个村庄，通到四周围的村庄去。”④冀中平原坦荡，日军机动好的优势可以充分发挥，干部、民兵、妇女和日军周旋的难度较之山地要大得多，向地下发展是一个容易想到的选择。历史上华北地区就有挖掘地道的记载，河北永清、霸县等地多次发现地下古战道：“古战道结构十分复杂，既有宽大的藏兵室，又有窄小的‘迷魂洞’，还有掩体、夹壁墙、闸门和迷惑人的‘翻眼’等军事专用设施。战道与水井相通，内有通气孔、放灯台、蓄水缸、土炕等生活设施。古战道在土中的埋深，浅的顶部距地表1米左右，深的有五米多。”⑤明人王士性描述过山西的地道：“其窖地非但藏粟，亦以避虏，虏人遇窖不敢入，惟积草熏之。然其多歧窦，即熏烟，有他窍出不为害。第家家穿地道，又穿之，每每长里余，尝与他家穿处相遇。”⑥可见古地道规模已很可观，躲藏功能也得到充分发挥。抗战时冀中的地道在保存干部乃至武装力量中发挥的作用更为重大，时人谈到：“地道不但与干部、游击队员的生命联系着，而且与干部、战士之工作、作战情绪有重大关系。有了一个好洞，比保有一处华丽的庄院还要高兴痛快。”⑦ 地道在冀中得到发育，关联着自然、历史、社会和现实条件等诸多因素。自然地理条件是地道产生的基础。冀中位于华北平原，地表土壤由黄河、海河冲积而成，土层厚，地表下2-6米区域为轻亚粘—亚粘土。轻亚粘—亚粘土塑性指数适中，常作为建筑物地基或堤坝、路堤的填土材料，有助于地道稳固，且轻亚粘—亚粘土相对易于挖掘，便利地道形成。杨成武总结挖掘地道条件时，首先即提到：“要有一定厚度的土质，最少亦要有四五尺厚的土皮(即地道面上之积土)，否则不仅无用，而还有倒塌房屋之危险，同时敌人容易掘开。”⑧冀中的地质条件完全可以满足这一要求。地下水的位置是影响地道挖掘的另一重要自然条件，冀中的安新县因为“大部县境是水地”，挖掘地道就较困难，民众对挖地道不以为然，抱怨：“上边叫挖就挖吧，有什么办法，还不是为了他们军队吗？”⑨不过，冀中大部分地区地下水都较深，不会影响浅表的地底作业。 单从地质条件言，冀东、冀南及豫北、豫中、豫东、鲁西北地区均可满足挖掘地道的要求，地道之所以在冀中滥觞，主要缘于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环境。冀中是华北平原上中共武装力量的发祥地。1937年10月，原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抗战前刚刚被吸收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吕正操率部脱离退却中的部队，留在冀中当地坚持抗日，所部改称人民自卫军，部队很快发展到5000多人。1937年底，自卫军主力开到平汉路西整训，1938年春节前后返回。此时，日军南攻，国军溃败，“群众悲观失望，溃兵土匪到处公开行劫，卖烧饼的小贩不敢出村，30里地的行程，有时要遇到20多起路劫；贴票诈财成为常事。人民看不到政府，也看不到军队，而成了极度混乱的无政府状态”。⑩吕部回到冀中后，与东进的八路军主力一起，大举编并各类武装，迅速壮大根据地，到1938年底，整个冀中根据地人口达到800万，部队“号称十万人”。(11)这样的成绩，得到中共中央高度肯定：“创立了很大的党和军队，发展了民运，建立了政权，使冀中平原成为抗日根据地之一，这都是冀中区领导同志坚持执行中央路线与冀中全体同志艰苦奋斗的结果。”(12)而国民党方面对于中共在冀中“横行”的指责，也侧面说明了其在冀中的壮大。(13)正因此，作家高敏夫1938年底到冀中高阳时，可以到“设置完备的浴池洗澡，看到用美丽花纹的玻璃砖镶的墙壁和地板，光亮的电灯”，“在有白净台布的长方桌四周，坐在最舒适的西式椅子上”向冀中的文化人介绍陕甘宁边区的状况。(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