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规划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老一辈民族语言学家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发表了一批文章。他们的基本经验，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语言规划得以正式实施。60多年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规划走过了曲曲折折的道路，对个中成功的经验和和教训值得回顾。本文将根据个人耳濡目染的实际经历，分不同历史阶段，以少数民族语言规划的基本内容，如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和使用、语言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双语教学基本经验教训、少数民族语言的前途、工作方法等议题，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一个简要的梳理，以求教于学术界。 一、拓荒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 20世纪以前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和文字创制基本上属传统的语文学范畴。早在汉代，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所著《輏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据后人研究，除记录汉语方言外，也有少数民族语言。其后《越人歌》和《白狼歌》分别用汉字记录了侗台语族的语言和藏缅语族的语言。7世纪前后创制的藏文记录了大量藏语和邻近的少数民族语言。留下了丰富的碑刻及历史文献。以后北方的突厥、回鹘、西夏、女真、契丹等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制了文字。南方少数民族傣文、彝文、纳西东巴文、水书、尔苏沙巴文等相继问世，保存了数量可观的文献。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用汉字或变形汉字记录他们自己的母语，被称为方块壮字、方块白文等。明清以来，用少数民族文字和汉文调查记录少数民族语言的文献很多，最值得一提的应属《华夷译语》，记录了数十种少数民族语言资料，有来文和杂字。再就是《五体清文鉴》，编于1673～1708年，用满、藏、蒙古、维吾尔、汉等文字记录了18671条对照词语。 中国现代语言学从《马氏文通》（1898年）开始，陆续引进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开创了现代语言学的历史新纪元。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引进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又比汉语要晚数十年，而且在理论和方法上又受汉语较深的影响。 解放前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基本上处在无序状态。仅有很少的学者，从个人兴趣出发，能够用国际音标对少数民族语言开展实地调查记录和研究，如赵元任对广西壮语、瑶语的调查，发表了《广西瑶歌记音》，李方桂对贵州布依族语言以及广西壮语、水语的调查，发表了《龙州土语》、《武鸣土语》、《剥隘土语》、《水话词汇》、《莫语记略》等[1]。抗日战争期间，许多学者迁往西南联大，有机会调查研究那一带的少数民族语言，罗常培对这一段历史此有详细的描述[2]，如他对云南独龙语、傣语、怒语、白语、傈僳语、纳西语、景颇语、浪速语的调查，发表了《贡山俅语初探》、《贡山怒语初探》等；袁家骅对彝语、哈尼语、白语的调查，发表了《阿细民歌及其语言》、《峨山窝尼语初探》等；马学良、高华年对彝语、哈尼语、苗语的调查，马学良发表了《撒尼彝语研究》等；傅懋勣对彝语、纳西语和羌语的调查，邢公畹（庆兰）对傣语的调查，与罗常培合作出版了《莲山摆夷语文初探》；闻宥、张琨等对羌语的调查，在华西学报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芮逸夫对傈僳语的调查，发表了《记傈僳语音兼论所谓傈僳文》；张怡荪、于道泉、金鹏对藏语的调查，金鹏对嘉绒语的调查，发表了《嘉绒语研究》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发表的专著、文章总数不到200（部）篇。 有些学者对少数民族文字的某些文献进行研究，发表了屈指可数的几种专着，如王静如的《西夏研究》、丁文江编的《爨文丛刻》、傅懋勣的《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等。 王均在总结这一历史阶段的情况时有这样一段话：“在旧社会，少数民族语文总的来说是受歧视的，除少数几种外，一般被禁止使用。民族语文研究方面，一是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有研究的专家少；二是大多数民族语言从来没有人研究过；三是大多数民族从来没有文字，少数有文字的民族，尽管文献资料有多有少，但从文献的时代来看，连续的、特别是早期的、能用作语言历史研究的资料，是不够多的，而且也很少有人进行研究。这就是解放前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情况。”[3]这段文字，实事求是地评估了解放前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状况。 尽管如此，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老一辈的民族语言学家，冒着极大的风险，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多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他们开拓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这块从未有人开垦过的处女地，起到了拓荒和奠基的作用。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调查研究和语言规划，其目的用罗常培的话说就是“推行语政”，他早在1944年《边政公论》上发表的《怎样推行语政》[4]一文，明确指出推行语政的目的就是“化除语言的隔阂，增强文化的交流，各地的少数民族到此就可以得到更快的发展。”至于具体步骤，他提出“两纲十目”，实际上就是开展双语教学的一项总体规划。对于少数民族语言这一纲五目就是：（一）训练调查的人才；（二）制订一致的拼音符号；（三）编辑各民族语的常用词汇和语法纲要；（四）用民族语编译发扬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读物；（五）训练边地政教人员通晓民族语言。对于汉语这一纲五目是：（一）传习注音符号；（二）训练汉语师资；（三）编辑汉语和民族语的对照读物；（四）教授基本汉字；（五）循序授以汉字的读物。他的文章还对这两纲十目有非常具体的说明。这不能不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少数民族语言规划的雏形。但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要实施这个语言规划，几乎是不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专家学者调查研究了少数民族语言以后，不仅分析了该语言的结构特点，而且在整理该语言的语音系统以后，还设计了拼写该语言的拉丁字母系统，这与解放后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方法非常相似。例如，袁家骅在调查研究了阿细彝语以后，就设计了一套“文字草案”，作为“阿细人民普及教育和发展文化的初步工作”[5]。这几乎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前奏。可见少数民族语言规划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酝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