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语和西北方言受事前置语序的类型比较

      从汉语的主体和主流看，自古以来小句基本语序一直是SVO，同时在不同时代各有一些类型变体，如先秦时某些代词宾语前置的规则（有些前置现象在甲骨文中反而没有，见Peyraube 1997），中古以后“把/将”类处置式（王力1989/2000第20章），从古到今愈益显赫的受事话题句等（刘丹青2013）。从现代跨方言角度看，则存在一个奇特的类型景观：汉语东西两端的方言，即东端之吴语（潘悟云1997；钱乃荣1997、2014；刘丹青2001a、2001b、2003、2013；盛益民2014等）和西端之西北方言（程祥徽1980；罗太星1981；汪忠强1984；张安生2005；马企平1984；王森1993；谢晓安等1996等），语序类型上偏离VO语序最甚，受事前置的语序非常常见，其偏离程度远甚于两者之间的大片汉语方言。从句法类型学的角度，这一奇观带来一系列疑问：1、东西两端区域在受事前置现象方面有什么异同？2、两片区域受事前置现象的句法属性是否相同——是前置的宾语还是受事话题？3、两片区域受事前置现象的来源各是什么？

      本文拟根据已有材料对两片方言进行比较，尝试回答以上问题。吴语主要依据笔者熟悉的苏南上海吴语，兼及浙江吴语，包括笔者1999年的田野调查材料（参看刘丹青2003附录“引用语料”）。西北方言主要指上引文献所记述的兰银官话甘肃临夏方言和中原官话青海西宁方言（两者以下通称西北话。有些文献用了青海方言之名，也放在西宁方言名下）。

      本文的比较将围绕受事前置现象的句类分布、受事成分的词类和句法属性、受事成分的指称和生命度等语义属性、谓语动词的属性和句子成分的语篇信息属性等展开。

      壹 受事前置的句类限制和极性限制

      句类就是句子的交际功能类别或称言语行为类别，极性就是肯定否定的取值。这些类别是会触发语序变异的敏感因素。

      吴语的受事前置，对句子的交际功能类别和极性取值非常敏感。徐烈炯、刘丹青（1998：252-253）曾对上海独角戏《黄鱼掉带鱼》进行过统计。这一小规模文本统计已颇能说明问题，在其他材料中能得到基本一致的结果（例如刘丹青2002）。下表中T指前置的受事话题，V为动词，O为后置的宾语，S为施事主语，中性疑问句指是非疑问句（主要是带句末语气词“”的问句）。数字是用例的数量，括号中是内部各个小类的具体数字：

      

      从表中可见，在中性疑问句中，受事前置的TV结构是受事后置的VO的4倍。在否定陈述句中，TV是VO的7.4倍。而肯定陈述句中，则反过来VO是TV的4.5倍。在特指疑问句中（疑问词做宾语）也是VO占优势，未见TV。TV式特指问是可以接受的，如“侬啥物事要吃”，但远不如“侬要吃啥物事”常见和自然。祈使句稍稍倾向于TV结构。也就是说，上海话中的受事前置在是非疑问句和否定句中占据优势。在肯定陈述句中，尽管受事前置比普通话多，但与受事后置做宾语相比，还明显处于劣势。

      对方言语法敏锐的学者，特别能注意到异于普通话的方言特色现象，但这种敏感也有可能带来有所夸大的描写。钱乃荣（2014）认为上海话尤其是一百多年前的老上海话，是SOV占优势的类型。该书127-129页密集排列了传教士著作和日本学者著作中上海话无定成分受事的前置句，即他所认定的SOV句和OV句。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这些句子的句类、极性及相关属性。这些例证难以成为判定吴语真为SOV语序类型的证据，却无意中显露了句类和极性对受事语序的显著影响，部分印证了上述统计。

      SOV句钱著此处举了10例。其中，是非疑问句就占了5例，否定陈述句1例，各举1例如下（语料文献简称照录钱著）：

      

      剩下4例中，2例不是受事前置，见下：

      

      例③是带否定动词的连动句，从直译“没折扣可打”可以看出这是个有无类兼语句，“折头”作为兼语不能分析为受事前置。④如果“事体”出现在“忙”后，“忙事体”可以视为动宾式。但现在该论元出现在动词前，“忙”就是形容词，谈不上受事前置。

      真正的不属于是非疑问句和否定句的受事前置只有以下两例：

      

      ⑥我回信收到，票子买定，出门个行李预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