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媒介社会学研究的正当性及理论意义 马庆（武汉大学）/《湖北社会科学》，2015.4.176~182 和新技术层面探寻传统媒体出路的研究相比，从社会学角度考察媒体内部在信息生产、资源配置、权力架构、组织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及从外部观察媒介与社会的研究则稍显落寞。事实上，技术决定论并不能回答并解决当下媒介组织在运作过程中出现的机制问题，而媒介社会学或许能成为那把开启隐蔽世界大门的钥匙。 潘忠党曾揶揄中国传媒业界最关心的是一个极其宏大的理论，即：中国的传媒集团如何做强、做大？但接下来究竟如何去做？有哪些路径可以选择？强和大的标准是什么？谁认定？即便达至强大，有无值得反思之处？这些更为具体、更值得省思的问题，却似乎很难从现有的文献中获取。宏大理论的作用，在社会学家米尔斯看来，它们终归说了点东西，但埋藏得很深，重要的是它们排除了理解人类社会中的许多结构性方面的问题。换言之，只有将理论、概念置于社会结构与历史发展的纵横坐标中，才能更为清楚、准确地发现并解决问题。 当前，无论是媒介主管部门，还是各地各级传统媒体，都认定了传统媒体遭遇的“拐点”、“瓶颈”、“危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的源头在于传统媒体没有吸收、采纳新技术，或者说吸收、采纳得还很不够。但新的技术果真能解决人类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吗？哈罗德·伊尼斯曾不无忧虑地表示，传播技术的发展并不能解决现代文明中的重要问题。相反，它会让思想自由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它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而詹姆斯·凯瑞的批评更加振聋发聩，他认为，传播研究模式的技术化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仿冒品的联姻，它使得社会科学工作者发生了转型，降等为官方的高级祭司，从而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功能。 技术能为人类所用，但并不能解决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那么仅仅用技术决定论来解释当前媒介面临的诸多困境，是否失之武断？是否有欠公允？是否仅仅是某些人为了避重就轻的托辞？甘斯、塔奇曼、舒德森等西方学者开启的媒介社会学给予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去冷静地审视、洞察、品读、判断、评估当下我国传统媒体遭遇的瓶颈与阻力。这将让我们真正读懂媒体，从而也读懂我们自己。 融媒时代的脱口秀：介于批判与消遣之间的文化认同 孟洋（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电视》，2015.2.71~74 脱口秀以其批判风格淡化了大众文化的平庸特性与消极色彩，在娱乐沸腾的时代保持着一种相对理性的姿态，也算是流行媒体文化中的稀缺资源。无论对于电视还是对于网络来说，脱口秀节目首先要关注节目宗旨和定位，脱口秀主持人应有学养的积淀以及社会责任感的担当意识，主持人能否将人人心中所有而口中所无的声音真诚地表达出来，如何实现社会文明的道德重建，这才是一档优秀节目的灵魂和精髓之所在。 在齐格蒙特·鲍曼看来，脱口秀似乎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脱口秀节目使得关于私人生活的社会话题合法化。它们使不可谈论的变得可以谈论，使让人感到羞耻的东西变得体面起来，并且将丑陋的个人隐私变成引以为荣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成了驱妖除魔的仪式——而且是非常有效的仪式。”其实，无论是严肃式的娱乐还是娱乐式的批判，皆无关宏旨，关键在于脱口秀节目如何帮助观众在光怪陆离的现象、纷繁复杂的事件背后厘清本质，实现价值理想的回归，能否找到一个认知自我与世界的窗口，扭转鲍曼所谓“将丑陋视为美好、将龌龊当成荣誉加以大肆宣扬”的局面。 脱口秀节目的叙事策略大体上倚重语言的编排和事件的重新脉络化，具有深厚反讽功力的脱口秀主持人往往是在叙述事件的过程中将词汇花样翻新，并辅之以隐喻、双关、借代等各种修辞手法，语言游戏玩得炉火纯青，而不必对问题有任何实质性或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诚然，语言的游戏性会消解语言表达的内容和意义，但游戏与意义完全可以互为表里。众所周知，脱口秀主持人大都有一个共性——即敢为天下先、“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热忱，说到动情处往往酣畅淋漓、大放厥词，而一语中的、道破天机则是脱口秀节目的题中应有之义。常因为话题敏感、言辞犀利，需要主持人彰显插科打诨之能事，仿效相声、小品、评书等语言艺术形式的表演手法，以此来调和或平衡事实透明度过高所带来的冲击力，这时，人的天性中的畅所欲言和社会性的谨言慎行这一对张力在特定空间中得以轻松地拿捏与消解。因此，用漫不经心的游戏之言揶揄调侃严肃的现实，往往更容易直指流弊、把脉症候。故而，大量时政类脱口秀、文化类脱口秀的应运而生也就不难找到社会学意义上的理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