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5)03-0187-05 2014年11月APEC会议在北京召开，主流媒体上不断出现的是“APEC”这个强符号①，微信朋友圈里流行的却是“APEC蓝”。大众媒体关注会议内容，社会化媒体关心空气质量。会议期间，人为干预下的美好蓝天成为网络段子调侃的对象，APEC被解释成“空气污染终于控制住了”(Air Pollution Eventually Controlled)，“APEC蓝”则喻意“短暂易逝、不真实的美好”(例如He is not really into you.It's an APEC blue.他并不真正在乎你，他对你的感情是短暂易逝的)。同样的语言符号，在两种不同的传播语境中，指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内涵。同一个社会文化环境中，面对共同的受众群体，描述共同的事件对象，通过不同媒介手段表达出的意义却迥然不同。以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群体传播消解了大众传播语境中所构建的强符号的正面效果。在网络语言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本文试图通过网络语言符号的变化来考察两种传播形态的互动。 一、网络语言成为互联网群体传播的表达方式 以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群体传播，出现在以产能过剩引发的消费者(信息接受者)主体性崛起为特征的互联网时代，本质上是群体进行的非制度化、去中心化、缺乏管理主体的传播行为，它消除了传播的权力中心，大众可以自由地参与到信息扩散中。群体传播的谐趣之一就是颠覆传统，打破权威，通过对大众传播的符号进行修改、补充、解构甚至扭曲、丑化来创建新的符号和话语意义。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多元性、解构性、平面性、游戏性等理论节点在网络语言万花筒中一览无余②。 以索绪尔③对符号的划分方式来看，重构已有符号的意义包括替换能指或新建所指两种途径，网络中受人关注的语言现象大多以这两种方式对符号的重新构建为主。中文语言兼具表意和音形的特点，常见的能指改变方式有：谐音字，如油菜花(有才华)、斑竹(版主)；对字形的拆解，如弓虽(强)；模拟发音的变体字，如米国(美国)、东东(东西)、你造吗(你知道吗)、酱紫(这样子)；生造新词，如不明觉厉(虽然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但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人艰不拆(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将错就错的别字使用，如火钳刘明(火前留名)；隐喻替代式的词汇，如粉丝(忠实的拥趸)；还有数字图画符号，如1314(一生一世)、$-$(见钱眼开)等等各式各样的反叛传统的网络用语。此类符号的所指意义并没有多大改变，只是借着外在表现形式的变化改变能指的物理外衣，达到吸引眼球的目的。从语言规范的角度看，此类符号变异也常常遭到质疑和批判，在正式的社会应用中，多有相应规定拒绝使用。201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通知④，要求各类广播电视节目和广告应严格按照规范写法和标准含义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得随意使用网络语言。教育部出台的高考考务规定中也要求考生“一律用现行规范汉语言文字答卷”⑤。 而另一类以所指意义变化为代表的语言变异，如扩大原有词汇使用语境，或者通过彻底更换原有含义，引出许多变体，则常常表达出对权威、正统的颠覆，通过新的戏谑意义来展现群体传播的去中心化和去权威化本质。“挖掘机技术哪家强，山东济南找蓝翔”原本只是一则广告语，如今成了网络中一切故事的结束语：孟姜女没有见到丈夫最后一面很是难过，拍着长城失声痛哭地大喊道：“挖掘技术哪家强？！”；董存瑞拉响炸药包，抬头眺望远方，用尽力气高喊着：“挖掘机技术到底哪家强？”。再如“土豪”，原本指旧社会乡里的强豪恶霸，仗势欺人的地主，是新中国革命和批判对象，一个随着时代基本退出公众视野的词汇，突然间在网络语言中流行起来，既表达对“土得掉渣”却“出手豪放”的有钱人的讽刺，又有“与土豪做朋友”中的戏谑。诸如此类的网络流行语层出不穷，突破符号建构之初的“任意性”，彰显有意为之的强烈主观色彩，经过群体传播中癫狂般的符号变异后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意义。进入以信息社会为标志的所谓后现代时期，整个世界呈现出一派前所未见的文本狂欢⑥。在众多的网络“流行体”中，原有的能指指向唯一所指的关系被瓦解，给符号带来强烈的冲击力和颠覆性。 二、互联网群体传播对大众传播的“同构”⑦提出挑战 大众传播出现在工业革命后的现代性社会中，本质是建立秩序和权威，以专业化、垄断化的媒介组织为传播者，面向成分复杂而广泛的受众，充当把关人，运用含蓄意指和元语言生产一致舆论，实现能指和所指的胶合状态，实现着社会的“一致化”和思想的“规范性”⑧。大众传播以常态语言符号为主体，这种符号蕴藏着社会文化规约和束缚，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思想窠臼，一种集体无意识，使人成为由特定语言符号所塑造的语言人，成为福柯所说的“不是我说话，而是话说我”⑨。在语言中，表现为锁定能指和所指唯一关系的同构现象，“能指被认定为所指的直接呈现，主客观世界可以通过语言直接表达，二者关系已经模式化和固定化”。⑩然而互联网群体传播场域的出现，大众传播统帅话语权力的局面发生变化，人们不再满足传统的语言表达方式，“诉诸隐喻、换喻、借喻和各种象征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后现代主义者非常重视并不断发明各种符号、信号和象征，以此完成‘不可表达性’的目的”(11)。群体传播对大众传播的同构提出了挑战。 “APEC蓝”符号的出现，既突破上面描述的常见的网络语言生成方式，同时借助互联网群体传播的特征，打破大众传播所同构的主流话语。这其中的同构因素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其一，语言符号规则方面，两个能指部分“APEC”和“蓝”没有变化，放在一起却产生新的意义。在语言的横轴组合(12)中，这两个词本不具备组合关系，我们可以说“APEC会议”，可以对APEC进行评论，但把蓝加进来，就打破了常规的符号素排列规则。其二，这种形式上的突破，契合了当下自然环境的变化。北京近年来多出现持续的雾霾天，会议期间的气象条件原本并不理想，最终形成的清新空气有很大人工干预的因素。平时持续的雾霾天和会议期间理想的环境形成强烈对比。其三，大众传播语境中的意义缺失。主流媒体重点报道集中在APEC带来的经济实惠和政府对会议主办的大力投入，没有对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情况留有舆论空间，群体传播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缺，从而引发对APEC主流形象的鲜明反差，表达出戏谑、嘲讽、不满等情绪的新的所指意义。这样的语言符号不可能一开始就出现在大众媒体中，正是如此，才使得群体传播中的符号变异有了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