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2-0029-07 一、传播研究史的话语争夺 正如詹姆斯·凯里所说：“大众传播研究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最近才出现，而且并不是什么热门题目。”[1]由于对这段历史的叙述才刚刚开始，研究者们总是希望得到一个线索清晰、逻辑连贯、因果完整的标准故事。更重要的是，通过学科发展史的建构，还可以实现其他目的，比如论证学科的正当性、提高某一范式或学派的重要性、整合本领域的不同方向等。因此，学科史与学术思想史便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政治的角力场。支持或者反对某个叙事，都可能因为追求雄辩有力与连贯的逻辑，而强化同一个话语结构，将学科的发展视为某种必然的结果。 要跳出单一的学科史叙事结构，首先要对学术思想史的元叙事保持反思。传统学科史宏大叙事的强大之处就在于，一方面将不符合主流叙事模式的特例边缘化，另一方面又以含糊其辞的方式，将其收编、重新包装，形成连续的叙事。和前一种情况比起来，后一种情况更难以觉察。因为这些特例并没有被排斥，而是经过某种既有的话语结构的加工，被选择性地重新诠释，回避与这一话语结构矛盾之处，贴上黑白分明的标签，使得那些曾经存在的矛盾与冲突烟消云散，世界呈现出整齐的秩序感。 要打破宏大叙事的霸权，首先要打破现有的界线分明的分类体系。为此可以采取“陌生化”的策略，悬置成见，将这些“特例”从“共识”和“传统智慧”中解放出来，恢复它们被人为归类前所具有的模糊、充满歧义、令人难以抉择的状态。让那些黑白分明的界线之间的灰色部分重新发言，打破既有秩序，暴露矛盾与冲突，帮助我们反思原有分类体系的武断与局限，看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学科叙事。 具体到传播研究，主流宏大叙事虽然历史不长，却异常顽固。这一叙事在传播学的起源问题上以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霍夫兰这“四大奠基人”形成学科的主流叙事。[2]在学科发展历程上以经验量化的效果研究为中心，将传播研究分成三个阶段。[3]一是效果研究的史前阶段，大致存在于20世纪初期，认为大众媒体具有强大效果的“魔弹论”“皮下注射论”占主导地位。第二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以拉扎斯菲尔德为首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中心的学者们仿效自然科学运用实证量化研究方法，对大众媒体的传播效果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之前的“魔弹论”根本站不住脚。大众传媒在改变态度和行为方面并没有太明显的效果，起关键作用的是接触大众传播之前，人们在基本群体与文化社群中形成的既有态度倾向。此外，个人的选择和人际传播的影响进一步削弱了大众传播的影响。因此大众传播充其量只能强化已有态度，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它。第三阶段则是第二阶段的改进与发展，效果研究的传统在修正了传播效果的定义的同时，采用了更精确的调查方法，从而发现大众媒体在某些条件下，对受众的认知会产生较强的效果。上述大众传播研究史叙事招来诸多批评。除了欧洲学者对其中排斥了批判研究的传统有所不满外，美国本土的研究者也认为该叙事断章取义、以偏概全，对美国传播研究做了单向度的诠释。其中最有影响的批评来自詹姆士·凯里，他提出要恢复美国传播研究中芝加哥学派的地位，重新接续薪火，将其发扬光大。[4] 凯里的批评引起了传播学界对于芝加哥学派的重视，为传播研究找到了新的思想资源。他重新钩沉了杜威、米德、库利和帕克对于传播问题的论述，认为他们曾创立过一个与后来的哥伦比亚学派量化效果研究完全不同的传统。这个传统将传播与自我的形成、共同体的建立乃至民主的实现联系在一起。它不像后来的哥伦比亚学派仅局限于研究大众传播对个体心理的直接影响，而是更注重传播对于自我身份、社群、文化等因素的长期、整体的影响。[5]凯里关于芝加哥学派的文章正式发表于1996年，但是他的这一看法由来已久。在他的指导下，早在1975年，贝尔曼就完成了有关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博士论文，这也是迄今为止英语世界中唯一讨论这一主题的专著。[6]另一位凯里指导的博士切特罗姆撰写了题为《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的博士论文，并且正式出版。普里认为，尽管此书写于25年前，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具有启发性，并在观点与档案挖掘方面是结合得最好的传播史著作。[7] 可是也有不少学者指出，凯里为了与所谓“标准的历史”相对抗，自己也堕入了他所反对的宏大叙事的结构之中。他过于匆忙地将20世纪初期彼此没有那么紧密联系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组成一个看似观点一致的学术共同体。[8]不仅如此，凯里还建构了芝加哥学派的精神领袖约翰·杜威与效果研究传统的开创者沃尔特·李普曼的对立与争论，而其实二者并没有发生过直接冲突。[9] 普里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凯里建构芝加哥学派神话的人，国内学者方师师、於红梅也对此做了进一步分析，[10]可是他们都没有为论断提供确凿的证据，没有说明凯里所建构的芝加哥传统的传播研究史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没有说明他在建构的过程中是如何处理那些不符合自己需要的个人及事件的。凯里提供了一个学派崛起的辉煌描述，但是对芝加哥学派的衰落却避而不谈。除了研究者们提到的外部因素以外，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在全盛时，是否同时种下了衰落的种子？在他为了自己的需要解读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时，是否也把那些导致其衰落的因素也一并回避了呢？在突出芝加哥学派与哥伦比亚学派对立的同时，凯里是否回避了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以下将以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的核心人物帕克为突破口，试着解答上述疑问。 二、为什么是帕克 提起芝加哥学派，大多数人恐怕不会首先想到传播研究，而是会想到以主张自由市场为特点的经济学芝加哥学派，或以城市研究、社群研究、质化研究为特征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研究的芝加哥学派，或更准确一些，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是后人重新阐述的产物。在这些成员进行研究时，传播学科尚不存在，甚至没有人把传播研究作为一个明确的领域。而当时芝加哥大学却有美国第一个社会学系，也拥有经济系。被列为传播研究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和另外四位被施拉姆称为“传播学奠基人”的学者一样，并不是为了研究传播而研究传播，只是因为其他课题偶然经过了传播研究的十字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