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五年来，好几位学者呼吁要把媒介研究“去西方化”。“去西方化”以后的下一步呢？我认为应该“国际化”才对。照理说，“国际传播”是媒介传播研究里最“国际化”的领域，为什么还提出“国际化”的命题？答案很简单：国际传播并不太“国际化”，而是美国传播在海外的延伸。国际传播的确愈来愈全球化了，但法国学者托雷恩(A.Touraine)说得对：在苏联阵营崩溃以后，民主要存活的话，必须在限制国家权力的同时，也保护国家的权力，因为只有国家才有力量制衡霸凌全球的大公司(Touraine，1997)。 如果以三本传播学手册为路标，我们立刻发现国际传播一直处在边缘的地位。涵盖面最广的《传播手册》(Pool & Schramm，1973)，编者是两位卓著的先驱学者普尔(I.Pool)和施拉姆(W.Schramm)，篇幅长达一千多页，共31章，其中有6章(约占1/5)都由政治学家撰写，聚焦于冷战时期美国所关注的问题，包括国际宣传、第三世界现代化、原始社会的传播制度以及共产国家的传播制度。14年后，博格和切非编辑的《传播科学手册》(Berger & Chaffee，1987)问世，书名挂上了“传播科学”的招牌，似乎假定这个学科自给自足而不假外求了，因此眼光完全向内看，既未向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伸出欢迎之手，全书也仅勉强留下一章讨论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而对国际传播的实质问题了无着墨。《传播科学手册》(Berger et al.，2010)推出第2版，全书29章，最后一章谈论跨文化传播，算是聊备一格。 一、学术霸权与主体性 学界领袖既然认定传播是“科学”，而科学应该放诸全球而皆准，无分国界或文化的畛域，难怪他们编的传播学手册俨然假定跨文化或国家所造成的系统性差异是无关宏旨的。照这个逻辑推演，在宇宙论或知识论上，世界岂不就变成了美国的放大版而已？这是荒谬绝伦却是很普遍的假设，贯穿了美国社会科学曾经甚嚣尘上的“现代化理论”，例如冷纳(Lerner，1958)就公开宣称发展中国家无不渴望跟随美国模式亦步亦趋，走直线进程达到现代化的境地。到了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者企图以“科学”为名提高学科地位，想不到视野却愈走愈窄愈偏。只要匆匆翻阅这三本传播手册的目录，就不难明白学科发展如同格尔兹(Geertz，1963)所形容的“内眷化”(involution，或译为“内卷化”)过程，一路关起门来自我陶醉，不太理会宏大的问题，只鼓励向内部细节发展，而形成“以美国看天下”的局面。尽管政治和经济“国际化”的锣鼓敲得漫天价响，对国际传播的“国际化”却似乎影响甚微；第二代学者在科学主义的武装下，全球视野不如师辈远甚。 倘若我们服膺米尔斯(Mills，1958)所说的“社会学想象”，那么就应该坚拒把国内传播和国外传播分割为两块不同的版图。他说，原则上所有重要的问题都必须放在时空坐标上分析，也就是既有世界的广角镜头，又有深厚的历史透视。但知识体系的分工和学术科层结构的运作向来十分保守，国际传播一直是美国传播概念的延长和经验的印证，甚至沦为美国传播的学术殖民地。早在60年前，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1952-1953)便预见国内传播没有新机会，“国际研究是一块沃土，能够开拓许多新的和振奋的研究题材。”他的心目中当然不是追求具有普遍意义又有比较视野的在地知识，而是以国际传播为美欧理论的试验场。 说来讽刺，极端的实证论者往往把文化特殊性粗暴地吸纳到“抽象的”普遍性，而这个“普遍性”根植于美国“特殊的”土壤或欧洲的文化架构，但他们对其中的矛盾无动于衷，乃至视而不见。他们甚至把西方经验普遍化，扩大成为全球的标准，凡与“西方”不同的都是“例外”，而例外又是无足轻重的，于是抹煞“非西方”经验和跨文化意义便成了顺理成章之事。这样蛮横霸道，既违反比较研究的逻辑，更不利于国际传播领域的健康发展。跨文化的差异正是比较研究的骨髓，不同的文化和制度不但影响到理论概念的意义对等，也影响到经验指标的对等，甚至影响到理论概念与经验指标之间的关系。假如以西方为唯一准绳，尤其无法探讨文化跨界的问题。 许多非西方学者经过长期熏陶、耳濡目染，完全接受美国主义格局下的国际传播定义。他们热心提倡、拥抱、复制西方模式，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问题，更想不出有别的选择，形成一个文化霸权的过程。以“创新扩散”的模式为例，最初种植在爱荷华、俄亥俄和纽约的文化土壤，一旦经过成群的海外学者在全球各地复制，就俨然成为跨文化研究的杰作。现在情形是不是已有改善？最近我应邀点评亚洲博士生的论文，我问在座听众是不是看到一幅美国研究在亚洲着色的殖民版？我说：“在设定学术议题的时候，韩国或新加坡的学者躲到哪里去了？一味以美国马首是瞻，还能有自主性、有文化互动和交流的空间吗？”他们听了我的评论，颇生诧异：从美国的研究目录撕下一页，依样画葫芦，问相同的技术性问题，援用相同的理论框架，模仿西方权威教的研究方法，到底错在哪里？ 我们不能无限上纲，以至于把文化根源当原罪，碰到美欧的概念或理论就一律排斥。这样不分青红皂白，不特学术资源必将枯竭殆尽，更不啻是“学术义和团”的借尸还魂。事实上，如果没有美欧的文献做参考，正常的基本研究根本做不下去，所以我不相信现在还有这么封闭愚蠢的人。但的确有不少人过分迷信西方理论，对其背后所蕴藏的假设或限制毫无反思，照单全收，背驰了学术文化自主的精神而不自知。要是学者经过慎思明辨，而有意识地批判性选择某些西方模式为分析架构，那是必要而正常的事。只怕全盘接受一种特殊的世界观、问题意识，乃至于核心的理论议题，这样做出来的“国际传播”研究，毫无文化自觉，甚至是文化真空，会好到哪里？说到底，最关键的考虑就是学术人与文化人如何发挥他们的主体性？我们究竟站在什么地位，问什么问题？引申言之，我们应该珍惜机会，试图解答孕育于本文化中最重要的原创性问题，然后赋予更普遍的跨文化意义，而不是成天挖空心思，拱手上交在地的材料或证据，为“西方就是全球”的理论火上浇油。学术霸权最鲜活的例证，莫过于承袭西方的意识形态，刻意模仿它们的某种实践，完全被“自然化”，以为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甚至“本来就应该这样”，而不以为异。葛兰西(A.Gramsci)所说的“称霸”(hegemony)过程向来就不是平等的，不是单方强加的，而是取决于学术师徒所达成的共识和合作意愿，这种共识蒙蔽了意识形态，使之习焉不察，以致封闭了另类甚至逆向思考。倘若我们不揭露并批判这些“习惯成自然”的预设，学术霸权必将永续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