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冲突：教材中的二元对立与平衡 二元对立的思维在教育活动中并非鲜见。儿童与课程、教师中心与儿童中心、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这些冲突，在一次次的教育改革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许多改革者采用的是一种过于激进的或理论化的方法，他们无视从经验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或否定过去的成绩。”[1]“突变式”的教育改革，[2]建立在否定过去的基础上，用理想中的完美衡量教育现实，企图用一种主义替代另一种主义。在这些改革中，教材的改造又处于至关重要的位置。一方面是因为教材作为理想课程在课堂中的延伸，既联系了理想课程和现实课程，又在课堂中联系着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在国家课程的框架内，这最便于贯彻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另一方面，教材本身就蕴含着“二元”要素，通过其中的一元否定对立的一元，将更有利于鲜明地呈现改革者的观点。 从教材的本义看，其核心问题即“通过何种方式将哪些内容传递给儿童”。自专门编写的教科书出现，在教材组织方面，就伴随着内容和儿童两个取向。一方面，教材需要传递特定内容，这些内容经人类长期探索形成，有其固有的知识逻辑。另一方面，教材的对象是儿童，因此又必须兼顾儿童经验。由于知识逻辑不断发展和凝练，使得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间的距离不断扩大，进而出现了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的鸿沟。“跨越这种逻辑鸿沟，既是教材组织问题的关键，更是教材组织的难题。”[3]面对这一难题，人们从未停止过探索。 横向而言，同一时期的教材，均会试图在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间寻求一个适切的平衡。对“适切”的认识不同，就导致了教材组织的差异。20世纪30年代，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国语》即是遵循心理逻辑编写的语文教科书。其《编辑要旨》明确表达“本书内容以儿童为中心，取材从儿童周围开始。随着儿童生活的进展，逐渐扩大到广大的社会。”[4]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初级小学国语教科书》的编写则主要参照课程标准，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兴趣。而同一时期的《世界新课程教科书》，在编写上却是在二者间做了折中的选择。 纵向而言，教材改革的历史也可视为在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中寻求对立或平衡的历史。受到新教育思想影响，美国20世纪早期的教材组织围绕着儿童心理逻辑展开。昆西教学法“抛弃了固定的课程以及缀字课本、读本、语法书和习字帖……教师在教室里使用杂志、报纸和自己设计的材料，以替代传统的教科书。”[5]他们注重围绕儿童的兴趣、生活、经验组织教学材料。由于进步教育实验在随后的发展中越来越偏向心理逻辑一元，就带来了学科逻辑的逆反。经历了重新关注教育质量与智育目标的历程后，布鲁纳协同各学科专家在伍兹霍尔制定了将“学科知识和科学方法交给青年人”的计划。“这种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编写出有效的教材，也就是既重视内容范围，又重视结构体系的教材。”[6]面对学科逻辑与心理逻辑的对立，布鲁纳从学科逻辑入手，基于学科结构的迁移，让学生掌握整个知识领域。 经过不断地探索，目前关于教材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的共识是，要注重二者的统一，而不是做出非此即彼或者简单折中的选择。但是，如何将二者统一起来？这仍然是一个难题。 在人们正视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的矛盾并探求其发展的过程中，就不得不提到杜威。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步教育与传统教育的争论集中在以活动为中心的课程同以教材为中心的课程孰优孰劣的问题上。在1902年杜威发表了《儿童与课程》之后，“争论的中心便逐渐转向教材的逻辑组织和心理组织的问题上，而且使原先势不两立的活动课程和教材课程有调解的趋势。”[7]正是杜威在《儿童与课程》中提出并分析了传统教育与新教育在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上的冲突，指出其二元对立的弊病，尝试通过“第三条道路”解决教材的二元对立问题，这条道路他最终归结为“教材心理化”。 二、偏见：观念中的杜威教材心理化 “教材心理化”一词对教育研究者并不陌生。这是因为教育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活动，必然关照到人的心理。尤其在心理学日益繁荣的今天，人们对“心理”有了更为充分地理解。可恰恰是这个原因，使得我们在理解教材心理化概念时，存在太多先入之见，简单地将“教材”和“心理”相加。这就使得不少人虽然知道“教材心理化”这一语词，也大致了解一些杜威的想法，却未必真正清楚杜威的教材心理化。 杜威明确提到教材心理化的文章是《儿童与课程》。如果将目光局限于此，可以发现其中直接提及教材心理化的共两处： 因此，就需要把各门学科的教材或知识各部分恢复到原来的经验。它必须恢复到它所被抽象出来的原来的经验。它必须心理化。[8] 他是把教材作为在全部的和生长的经验中相关的因素来考虑的。这样看来，就是使教材心理化。[9] 国内关于杜威教材心理化理论的解读主要源自于这两句话。这两句话不但被视为教材心理化的步骤，也可视为教材心理化的标准。“使教材心理化，具体地说，可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把各门学科的教材或知识各部分恢复到原来的经验；第二步，选择有助于继续生长的经验，抑制阻碍生长的经验。”[10]如果将这两句话理解为操作的依据，那么杜威的教材心理化理论就有了得以落实的可能。可这个思路在实践中却存在困难。知识可以恢复成直接经验吗？如何恢复成为直接经验？教师怎样把握这些直接经验？实践中难以遵循这种思路编写教材，甚至很难以此为标准判断教材心理化的程度。这样看来，本是试图解决学科逻辑和心理逻辑矛盾的药方，其本身就是一张不恰当的药方，更是一张不对症的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