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5)03-0009-09 DOI：10.13763/j.cnki.jhebnu.ese.2015.03.002 一、陶行知和张伯苓的直接交往 大量史料表明，陶行知和张伯苓之间的关系在1921年到1927年间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为媒介最为亲密，1928年至1940年间尚保持高度信任，此后由于政治立场和见解的不同开始远离。 (一)仲述为媒结同道 现在能查到的张伯苓与陶行知最早的交往应该是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与陶行知的交往。在胡适1916年7月5日的留学日记中，夹着一张张彭春与陶行知在美国留学时的合影，胡适在照片下方附有一行文字：“上图左为歙县陶文濬(知行)，右为天津张彭春(仲述)。两君皆今日留学界不可多得之人才也[1](P43)。这说明胡适、张彭春与陶行知于191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同时师从杜威，回国以后又都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张彭春比陶行知早一年回国，曾受聘为陶行知任总干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特约研究员，任中学课程改造之研究，从事新教育的传播。这张照片对了解包括杜威、张伯苓在内的他们五人之间的关系是有价值的。 1923年5月18日，张彭春曾记述：“陶行知评我‘不求近效而求远功’的。他对任之(黄炎培)说：‘若给仲述五年功夫，可以有惊人的结果。’行知是爱我的，也是对我有信心的，所以不当使他失望。”[2](P325)1924年2月26日，已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张彭春则有如下记述：“我也免不了有党见，想联合北大、清华同黄炎培、陶行知等争战。我早看到清华这块肥肉是大家要抢的，毕业生特别是近两三年回国的，合力要占这块地盘。”[3](P342)这样的记述足以说明他们间的关系，也让张彭春被纯清华派联想为他是清华的南开或中华教育改进社代言人。 1936年，张彭春受教育部借聘，以交换学者的身份前往英国，在牛津、剑桥等十余所大学作学术讲演。是年8月7日到14日，世界新教育会议第七届会议在英国伦敦召开，五十余国代表前来参加。中国被邀请的代表共3人。陶行知、张彭春、崔载阳(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主任，因事未能出席)。张彭春、陶行知代表中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陶行知介绍了中国大众教育运动与救亡运动的实况及小先生制。这一年，张彭春在剑桥大学修订完成专著《中国：何来，何去？》，后改名为《中国在十字路口》，交由伦敦伊文思公司出版。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张彭春是陶行知与张伯苓结缘的媒人。从现有的史料看，另一个可以成为张伯苓与陶行知牵线人的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保罗·孟禄教授，他1917年4月18日就致函张伯苓告知该院为张提供奖学金[2](P184)，此时陶行知仍在美国且与孟禄来往频繁。1919年4月28日，张伯苓到南京拜访南京督军李纯(字秀山)，住南京造币厂花园内，陶行知当晚造访[2](P244)，这是有文献依据的张陶第一次见面。 (二)相互启发教学做 1917年8月，陶行知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国之际，正是张去美国学习之时。张伯苓曾为如何办好南开大学到美国各校参观学习，并到过哥伦比亚大学拜访过杜威，现在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那次张与陶直接见过面，但依据上文提到的陶行知与张彭春的关系，至少已相互知其名。 1919年2月，陶行知应蒋梦麟之约发表《教学合一》一文，反对传统的教学分离、重教轻学。“五四”运动后，陶行知在排课表时又将此前使用的“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不久为全国教育界所采用。 1925年，陶行知应邀到南开大学作了多场演讲，11月26日对学生讲《大学生应有之精神》，提出大学生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的精神，改良社会要有美术的精神，处世应变要有大丈夫的精神；11月27日到南开大学理科同乐大会演讲《学术独立在中国之重要》，同日到南开中学作题为《教学合一》的演讲，提出主张“教学合一”的理由是，教师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教师不只教学生学，自己也要学。当时主持讲演会的张伯苓即兴发表看法，认为陶的理由不完整。他说，“教师的责任不在教，而是教学生学，更要教学生行”，并建议改为“学做合一”或“做学教合一”。陶行知受张伯苓启发，豁然贯通，于是将“教学合一”扩展为“教学做合一”。但是张伯苓依然认为“教学做”不是他主张的“教学生行”。 12月17日，张伯苓在南开中学高中学生周会上针对陶行知讲的《教学合一》，以《学行合一》为题发表讲话，以孔子的好学“乃学行并重”为依据，明确提出：我所谓的“行”，不是教学生把书本学的知识实地练习一下，而是“行为道德”。他说：现在社会变迁很大，只重物质，不重道德。有人尽管“学富五车”，而行为可以丝毫不顾。我们必须极力矫正，“学行并重”。“‘行’些什么呢？简言之，就是行做人之道”，这样才算是好的教育[2](P385)。这场争论导致陶行知认真思考这一问题，“教学做合一”成为陶行知创建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