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5)04-0091-09 蒋孔阳先生是中国当代美学大家，著述颇丰、影响深远。西方美学史，是他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对于自己一生的众多著作，他生前曾回顾道：“影响较大的是《德国古典美学》。”事实确实如此。《德国古典美学》自198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今，已经走过35个年头。期间重印多次，2014年又作为商务印书馆《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一种出了新版。①虽然历经学界的风风雨雨，它依然以自己敏锐的学术眼光、自觉的历史意识、辩证的研究方法、深刻的理性思辨、严谨的思维逻辑、卓越的理论分析和独立的科学结论，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而成为这一领域无可争议的经典之作。笔者最近重读这部著作，仍然觉得收获颇大，深受启发。 的确，对于德国古典美学的系统研究，蒋先生不是国内第一人。在他之前，朱光潜先生的《西方美学史》就以相当大的篇幅评述了康德、席勒、歌德、黑格尔等人的美学思想，但这只是整个《西方美学史》中的一个段落、一个部分，而不是对德国古典美学专门、系统的研究。而且可能由于篇幅所限，它尚未涉及上述四人以外的费希特、谢林、费尔巴哈等重要代表人物美学思想的考察，并且没有将德国古典美学这些代表人物的理论、学说作充分的历史耙梳和考量。所以，蒋先生的《德国古典美学》既是主要的德国古典美学家的专论，又是西方美学史中关于德国古典美学的断代史专著，在我国西方美学研究领域，这一类型的著作当时还是第一部，自有其填补空白、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此后，国内才陆续出版关于古希腊罗马美学、中世纪美学、文艺复兴时期美学、现代西方美学史等断代史著作。《德国古典美学》的这个开创之功不可低估。三十多年来，可能由于该书所达到的高度学术水平很难从整体上被超越，国内几乎没有出版过同类著作，而只有对德国古典美学若干代表人物美学思想的专门研究。在蒋先生和我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七卷本，1999)中第四卷就是德国古典美学卷，主要由曹俊峰、张玉能和我三位蒋先生的学生执笔撰写，篇幅上倒是“扩容”了，材料、内容增加了不少；但是，总体框架、基本思路和主要观点都继承、延续了《德国古典美学》，没有根本上的超越。这不是学生不敢超越老师，而实在是老师深厚的学术造诣令我们难以企及。 《德国古典美学》的写作，蒋先生是作了长期、大量的理论准备的。首先是悉心阅读、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努力掌握唯物史观，积极参与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撰写一系列有独到见解的美学论文，使他对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有比较深入、系统的了解。其次，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起，他就在复旦中文系开设西方美学课程，围绕教学，他广泛收集西方美学的材料，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讲义。在讲授西方美学课的同时，蒋先生尤其注意大量收集、阅读与德国古典美学相关的西文资料，还参与主编了《西方文论选》，翻译了李斯托威尔的《近代美学史评述》和其他一些西方文论和美学的重要章节。在此基础上，他着手写作《德国古典美学》，到1965年，该书的初稿已经完成。粉碎“四人帮”后，蒋先生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德国古典美学》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和润色，进一步提高了该书的学术质量，一出版就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 《德国古典美学》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系统地论述了德国古典美学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地位和局限，在一些重大的美学问题上有新的突破和建树，对于建构、发展我国自己的美学学科已经起到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运用唯物史观在多重关系中揭示德国古典美学的性质和历史地位 唯物史观内容十分丰富，最根本的原理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形式”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的，是受到他们经济基础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的，因而最终必须从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中去解释”；但是，这种决定和制约不是直接的、机械的，而是要通过一系列中介环节，比如竖立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的环境、氛围，才能得到实现。[1](P591-592)同时，社会意识又反过来对社会经济基础和竖立其上的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以及其他社会意识形式产生能动作用，并与它们相互影响。恩格斯在评价黑格尔成功运用辩证法于精神哲学等领域时，指出其“精神哲学又分成各个历史部门来研究，如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等等——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历史领域中，黑格尔都力求找出并指明贯穿这些领域的发展线索”[2](P272)。由此可见，美学是属于历史领域、部门的哲学分支学科，美学思想属于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或者“意识形态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系列著作中，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性质和特征所作的全面系统的剖析和评价，正是依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进行的。 在《德国古典美学》中，蒋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为典范，遵循唯物史观，十分注意从分析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入手，抓住德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来探索德国古典美学的根本性质。 第一，蒋先生全面考察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的德国古典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详细论述德国古典美学产生和形成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该书以大量历史材料为依据，论述德国资产阶级与英法相比，不但产生得晚，而且“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自然软弱无力”[3](P5)，形成“对待法国革命的这种矛盾惶遽的态度，充分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妥协性”[3](P9)；并强调指出德国古典美学家们的美学思想毫无例外都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性。在此基础上，蒋先生进一步揭示德国古典美学的唯心主义性质，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以十分尖锐的目光，剖析了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由于脱离实际利益和斗争所造成的这种耽于空想的唯心主义性质”[3](P23)，指出：“德国古典美学都是把美学当成解决矛盾工具，都是希望通过审美的活动来解决内心的矛盾，从而达到解决现实的矛盾的目的”，因而陷入唯心主义的境地。[3](P27)这就坚持了物质生产最终决定精神生产的观点，避免了西方美学研究中常有的用理论释理论、以思想论思想、最终陷于唯心主义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