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1924-1928)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志毓,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原文出处: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1924-1928年间,小资产阶级问题成为国共两党和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关心的问题。在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国际和中共曾判断,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他们不能接受中共的领导和纲领,因此力图发展出一个能代表小资产阶级并与中共密切合作的国民党“左派”来领导国民革命;国共分裂后,一些既不认同国民党反共屠杀,又不认同工农武装暴动的知识分子,在论证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基础上,展开对中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探讨;而中共则为确立自身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开始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由此将“小资产阶级”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分析概念,转化为一个指向内心的意识形态批判概念,开启了中国革命中的政治主体自我反思、自我约束的历史进程,也从一个层面展现出中共政治组织与政治文化的独特机制。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5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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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资产阶级的问题,是中国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它直接关联到20世纪初的中国——这样一个小农作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工业无产阶级相对弱小的国家,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能否走通共产主义道路的问题,以及,如果走共产革命道路,需要克服哪些困难?如果不能走共产革命道路,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革命道路和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问题。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小资产阶级概念,既是一个社会分析概念,又是一个文化认同与思想批判概念,在特定历史时期,被赋予过改造主观世界,去除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成无产阶级意识的批判功能,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

       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实行联共政策,苏联和共产国际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力量进入中国,小资产阶级概念随之深入中国政治。在整个国民革命期间,对于谁是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如何发动和领导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理解和判断,深刻影响了中共的政治抉择和国共两党关系。以往的国共合作及国民革命研究,大都忽略这一问题;有关小资产阶级的研究,更多局限于观念分析或文学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形象论述;①对于国民革命期间小资产阶级概念在实际政治中的功能,对于政治概念与政治实践相互激发、相互生成的复杂互动关系,则缺乏充分揭示。

       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既是现实的社会阶层,又是一套分析话语,两者之间既有重叠,也有分离。这种复杂交织的状况在中国革命早期已有充分体现。本文试图从四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呈现小资产阶级概念在1924-1928年间,被不同政治群体使用时的不同政治目标与功能,借助清理这一概念的历史内涵,呈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国际和中共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政治方针;国共分裂后,不同政党和政治派系对中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探索;有着小资产阶级认同的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困顿、追求;以及自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和知识分子通过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确立自身政治主体性的最初实践。借助对于以上问题的探讨,本文将揭示与小资产阶级问题相关的中国革命的丰富内涵。

       一、发展国民党“左派”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基本的政治策略,这就是发展一个能代表小资产阶级并与中共密切合作的国民党“左派”,来领导民众运动,发动国民革命。当时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下的中共都认为,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不是工业无产阶级,而是包括自耕农、小业主、小知识分子在内的所谓小资产阶级。“在现时中国民族革命的过程中,包罗着极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他们在民族革命中占极重要的地位,这些群众绝不是C.P.所能包办组织起来的……并且他们也不能接受C.P.的政纲。”②因此,必须发展出一个国民党“左派”的政纲,在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之外,来表达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以形成动员最多数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

       什么是小资产阶级?陈独秀认为,“手工工业家及小商人”“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另外,还有“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③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④。彭述之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中说:所谓小资产阶级,即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间之小私有财产的生产者,里边包括着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并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小资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数量,是异常之大的,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时候,小资产阶级就有举足轻重之势”⑤。

       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小资产阶级的论述,早期中共领导人都认为,小资产阶级受其经济地位的决定,在革命面前必然犹豫、动摇,没有独立的政策。但恰恰因为其动摇性,可能靠近革命,也可能反对革命,加之人口数量庞大,因此,无论是在动员全体国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国民革命中,还是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整个过程中,中共都试图通过支持国民党“左派”,来联合小资产阶级,扩大国民革命的社会基础。他们希望借助与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将广大小资产阶级和非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在革命阵营当中,同时保证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在“北伐”军队到达两湖之前,这一思想主导着国共合作。虽然,那些曾经被中共认定为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的廖仲恺、蒋介石、汪精卫、邓演达、徐谦等人,并不曾认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绝大多数的自耕农、手工业主、小商人们,也未曾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并认同自己是小资产阶级。

       当国民革命随着“北伐”战争,从珠江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时,特别是在1927年的武汉政权下,小资产阶级问题,成了中共对国民党政策的焦点问题,影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对国民党的一系列判断和决策。1926年底至1927年初,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两湖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这一迅猛爆发的革命形势,展现出底层民众中蕴藏的巨大力量,也使两湖地区的中小地主、小工厂主、店东等所谓“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受到严重冲击,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一些国民党“左派”和军事将领感到恐慌,要求停止革命。

       在这种形势下,重新评估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和确立革命进一步前进的策略和方向,就成为国共两党必须面对的问题。大部分“左派”国民党人倾向于调和阶级矛盾,而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的激进派别,则试图抛开小资产阶级,将革命进一步推向深入。1927年2月,青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纳索诺夫致信青年共产国际,认为,目前“对小资产阶级的明确政策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策是以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基础制定的,这一切都是不成文的历史性妥协的结果……可是现在形势完全不同了……中心应该是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现在重要的任务是“要对小资产阶级做出评价”,改变从前依靠小资产阶级的方针。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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