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80年代对外援助报道研究：智慧与尴尬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15)03-0093-11

       一、背景与问题

       自1953年向朝鲜进行援助开始，中国一直保持对外援助，即使在改革开放前经济非常落后的情况下，我国对外援助的数额也非常之大：1967年我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6.7％；1973年更是上升至7.2％，超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对外经济援助的比例。①中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受援国之一。根据经合组织的不完全统计，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累计接受官方发展援助已达到600亿美元左右。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利用外援资金，投资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后来又投资于市场建设、健康和教育事业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外来的发展援助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学者指出，“当一个国家在经济上处在发展中国家地位，同时在政治上是一个大国或者有志于成为一个大国时，容易成为一个具有双重援助身份的国家。”②邓小平时代，中国既是慷慨援助国，同时也是典型的受援国，这种角色获得了政治上的确认。③进入80年代，中国的对外援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单向性对外援助变为双向性的援助与受援，从严肃的政治活动转变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从国际主义到平等互利。相对于突出的受援变化特征，这一时期，对外援助显得更为“低调”，在此期间，援助补贴下降，对外经济联络部被降级，部分臃肿的援助项目遭到审查。④从数额上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开始迅猛增长，但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内的实际状况，对外援助金额并没有相应大幅增加。由于没有足够的条件提供更多的对外援助，即使作为第三世界领袖，对外援助相对于六七十年代也相当克制。

       中国为非DAC成员国，没有向国际社会公开对外援助的具体数据的硬性要求，很难对整个中国的对外援助活动构建一个完成的数据走向图。一些国外学者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数据，对中国的对外援助特点进行了总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日本学者Takaaki Kobayashi。他在著作Evolution of China’s Aid Policy中，通过阅读和二次检验相关统计数据、政策报告、法律条文、不同类型的年鉴、网站等对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对外援助活动进行了分析和统计，对中国的对外援助进行了整体描述(见图1)，大致可以作为我们分析的参考。Takaaki Kobayashi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后、冷战结束后的对外援助特点，并将这三个阶段的中国对外援助的角色描述为：净捐赠者阶段、净接受捐赠阶段和新兴捐赠者阶段。⑤

      

       图1 1949年后中国对外援助及外国援华走向图⑥

       从图1的分析观察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图1中Net Recipient Period阶段)的中国，接受外国援助和对外援助的数量差值在不断增加，以至于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值。然而在此期间，中国并没有停止对外援助。Takaaki Kobayashi将中国在80年代的援助归纳为“净接收阶段”，虽大体上反映了当时中国主要以受援为主的状况，但这并不完全符合当时中国对外援助上“双重角色”的特点。80年代的对外援助，既要担负经济发展的需求，又要在非常困难的时期维持政治外交所需，难以直接套用以往的研究成果对这一命题的报道进行解释。在特殊的时期里，如何对这样一个复杂而尴尬的议题进行恰当的宣传报道非常考验《人民日报》的智慧，对于学者而言也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基于此，本文通过搜集整理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人民日报》对外援助报道，从报道数量、援助来源、援助事由、报道着眼点等方面进行数据分析，以议程设置理论为基础，面对复杂问题全面分析80年代对外援助的报道特点，从而为我国的相关领域的宣传政策以及国家形象的构建提供借鉴意义。

       二、文献回顾

       《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是我国新闻宣传工作中的核心媒体，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⑦作为党报的龙头，党政机关的政策文件、国家的法令法规、领导人的发言讲话对它有着实质的约束力，这些控制又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体现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报道中。⑧学者们针对《人民日报》的特殊性，纷纷对舆论监督、重大事故、国家形象等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对特定报道命题进行解读，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意义。从知网搜索到的将近6000篇有关《人民日报》研究的文章来看，主要可分为三大类：从议程设置的角度分析重大议题的报道，挖掘其中的舆论引导特性⑨；通过对比分析的方法，探讨《人民日报》在意识形态引导方面的作用与差距⑩；从构建的视角，研究《人民日报》在形象塑造上的特点(11)。例如学者徐庭婧选取汶川地震这一议题分析了《人民日报》议程设置上的特点、效果和不足(12)；李晓蓉通过与《纽约时报》在日本钓鱼岛事件报道上的差异分析，总结出《人民日报》在全球舆论引导上的进步与差距(13)；肖雪通过金融危机期间的相关报道，探讨《人民日报》在构建国家形象方面的做法与问题(14)。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参考依据，并且在研究路径上给予了一定启发，但国内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对《人民日报》报道的分析多停留在个案或者横向分析的层面，缺乏从纵向上结合时代背景的考察，从而无法真正解答《人民日报》在相关报道上做此安排的缘由以及发生转变的原因，更无法判断在特定时期所做的报道调整对后期的影响。另外，国内学者们至今没有对对外援助报道这一议题进行专门研究，该选题在我国的新闻传播和国际关系领域都不多见。在国外，研究者主要从媒体报道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出发，运用相关性分析的方法探索了媒体报道对援助力度的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Van Belle和Douglas A，两位学者通过《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与美国对外援助数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5)而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法国(16)和日本(17)。该研究成果启示我们，可以从相关性的角度分析新闻报道与对外援助政策之间的关系，突破国内仅从议程设置、框架理论、个案对比层面进行分析的局限性。但国外的研究也仅停留在简单的数量分析及现象描述上，缺乏原因解释和理论建树，加上资本主义国家在媒体运作和对外援助政策上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异，国外的研究无法照搬到我国的相关研究上来。因此，有必要就《人民日报》对外援助报道这一议题进行专门的分析研究，并结合我国当时的时代背景，分析报道的合理性和矛盾性，给予未来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