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跃进时期(1958-1961)，全国各地的国营工厂，呈现出一派“工人技术干部大跃进”(或称“技术干部无产阶级化”)的景象。这一时期，从工人群体中提拔技术干部，成为国营企业技术人员的主要人才选拔模式；“工人工程师”这个头衔，更是成为工人阶层向干部阶层社会流动的典型标签。例如1960年上半年，上海提拔的2254名工程师中，由工人干部或直接从工人中提拔的占70％①；云南省在建国的前十年中，总共只有30名从工人队伍中逐级晋升的工程师，但在1960年新增加的工人工程师就达到121名，是之前的四倍②。但是，纵观文革前的十余年间，这种技术干部无产阶级化的现象，似乎只是集中发生在大跃进时期。无论是在大跃进之前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49-1957)，还是在大跃进之后的经济调整时期(1962-1965)，都没有出现工人技术干部集中提拔的状况。 本文提到的“技术干部”，指的是国营工厂内的总工程师、工程师、技师、技术员等专职技术人员③。关于工人与技术干部之间的阶层差异，社会学家的观点是，随着工业化社会的技术进步和科层组织的发展，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会日渐扩大，表现出鲜明的阶层分化倾向。如陆学艺关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机构基本形态的论述中，将专业技术人员视为现代工业社会中等阶层的主干群体，认为他们大多经过中高等专业知识及专门职业技术训练，具有适应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专业分工要求的专业知识及专门技术，拥有较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产业工人则位于社会中下层甚至底层，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技术人员和工人之间森严的壁垒隔阂，并非短时间可以轻易跨越④。如果以这种阶层分析框架套用到对“工人技术干部大跃进”现象的解释之中，则会体现出诸多不相适应之处。例如，中国共产党从执政初期开始，就已经提出了工业化的发展目标。可以说，工业化的远景目标和近期实践，是贯穿着整个毛泽东时期的主旋律。按照这个状况而言，工人与技术人员之间的阶层差异应当日益明显，不应出现大跃进时期工人工程师泛滥的局面。 如何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首先我们排除一种可能，即大跃进时期工人的技术能力和文化水平迅速提高，已经全面达到技术干部的标准。从当时的档案资料来看，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双方的技术和文化“鸿沟”十分明显。所以，这些工人能够获得擢升的机会，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技术能力和文化水平提升到了技术干部的层次，而应当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庇护，从而实现了不符合其自身能力和阶层定位的快速向上流动。 研究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社会的学者业已指出，由于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国家成为资源再分配的主体，因此个人的生活机遇往往明显地“受到国家再分配体制特定结构条件的影响，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动态过程和与此相应的国家政策转向的影响，这些政策变化直接而迅速地改变社会结构，并重新评价个人生活机遇中各类社会资源的重要性”，个人生活机遇的机会结构和各种社会资源的价值由此发生直接而明显的改变⑤。如周雪光及其合作者通过模型的建立，推演了政治变迁过程对组织内部升迁的影响，尤其分析强调了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政策和选拔标准的变化对官员录用和晋升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升迁机遇⑥。从这个角度而言，工人能够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拥有高于其经济资源贡献的分配量，国家的制度设计与推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扮演了比其他国家在相同历史过程中更突出和关键的角色……这一阶级的社会和经济特征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的体制安排和政策铸造的”⑦。 然而，通过对建国初期经验资料进行解读，可以看到国家在实施技术干部无产阶级化的政策设计上具有前后一致性，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差异与变化。如果个人生活机遇是国家政策直接映射的结果，那么不应该产生阶段性的起伏现象。笔者以为，出现工人技术干部的提拔程度摇摆不定的状况，主要是由工业单位内部党政领导的权力关系变化所造成的。 有学者认为，在高度集权化的计划经济中，虽然生产资料名义上归全民或集体所有，但作为一个庞大的资产所有权拥有者，国家必须以某种形式将这些资产委托他人来管理。因此，国家和单位之间，构成了委托人—代理人的关系⑧。体现出来的状况是：国家通过“单位”将城市居民管理起来，物资供应通过“单位”进行再分配。单位组织不仅是国家的行政机构，“同时也是社会资源或财产的占有者。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不再是人们组织起来运用资源实现利益的一种形式，而是转化为国家实现统治的一种组织化手段”⑨。可见，“单位”如同处在政治统治链条关键位置的“微型国家”，成为国家对社会进行行政管理的组织手段，也是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主要场所，“国家借助单位将整个社会压缩、改装之后与国家同构在一起，单位就是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具体场域”⑩。国家—单位组织—单位成员之间所形成的强制性的上下依附结构，使得单位成员的生存和发展完全依附于单位，单位也对国家无限依赖，导致个人的生活机遇与国家利益的诉求发生关联。 但是，单位组织在上下互动的过程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并不是简单的上传下达。事实上，由于国家利益的双重性、单位管理结构的二元化和单位领导个人动机的多元性，使得国家权力在对个人生活机遇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出现了机制和效果的复杂化。简单地说，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利益取向可分为对政治合法性的索取和对经济剩余的索取，这两种利益取向的中国式话语是“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或者套用建国初期的话语，可以总结为“抓革命”和“促生产”(11)。为了能够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国营企业的管理层被分割成为党委与行政部门的二元模式，形成了“政党体系和科层体系相叠合的单位内部领导结构”(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