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学界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研究中，革命何以发生、又何以成功，似乎是一个难以回避的终极性问题，从汗牛充栋的学术文献中，可以找到形形色色的答案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余年间，受冷战大背景的影响，“阴谋论”在西方中国学界大行其道，认为中国革命的发生和成功是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阴谋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引下攫取权力并进行极权主义统治，国民党的力量则因为美国援助不力及其对苏联的外交让步而被削弱了②。按照此种观点，决定中共革命成败的关键在于外来因素而非本土因素，中共与农民之关系要么被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要么被视为单向的强制与顺从关系，没有得到深入探讨。 20世纪60年代以降，西方学界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共产革命的重要著作，并围绕革命何以成功形成了几种代表性的解释模式。詹隼(Chalmers Johnson)首倡“农民民族主义”模式，认为日本人的侵略和奴役激发了中国农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共产党利用这种情绪赢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因此，中国共产革命的动力主要来自民族战争和共产党的抗日立场③。以塞尔登(Mark Selden)为代表的“群众路线”模式，强调中共通过灵活有效的社会经济政策和民主参与实践，唤醒了广大农民的政治意识，释放了乡村社会中的巨大革命潜力④。片冈铁哉(Tetsuya Kataoka)和詹隼正好相反，认为农民与中共之间不存在天然的共同利益，关键性因素在于中共强大而有效的组织化控制能力，足以克服农民狭隘地方主义的局限性⑤。在此问题上，陈永发和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研究形成了有趣的对照。陈永发在描述抗战时期华中和华东共产主义运动时，特别强调中共动员策略的重要性，其书名“making revolution”生动地揭示了作者的看法，它既可以理解为中共通过动员农民而“制造革命”，也可以理解为农民经由中共动员而去“干革命”⑥。斯考切波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比较研究，则强调革命是发生(happen)而不是制造(make)的，具体而言，旧制度中地主与农民之关系、国家政权与支配阶级之关系、国家在竞争性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等“结构性因素”，才是导致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⑦。 这些解释模式表面看来迥然不同，可是仔细探究却会发现，上述学者除了斯考切波之外，其实都认可一个共同的前提，即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中共得到了农民的支持，而农民支持又是与中共动员密不可分的。只不过，在中共如何动员农民、农民缘何接受动员的中介机制上，几位学者的看法有所不同。而即便是强调结构性视角的斯考切波，也认为中国革命的情形和法国、俄国有所不同，结构性因素更多的是通过革命政党和革命精英而发挥作用的，从而也间接承认了中共民众动员的重要性⑧。因此，我们不妨把“中共革命何以成功”这一宏大的、带有本质主义色彩的历史追问，置换为“中共如何动员农民”这一具体的、可操作化的研究课题。 如论者所说，中国共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具有多样性特征的“地方革命”⑨，其最终成功是在意识形态框架下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结果。最近三十年来，伴随着中共革命研究“从中央到地方”的范式转换，贺康玲(Kathleen Hartford)、韦思蒂(Stephen Averill)、纪保宁(Pauline Keating)、古德曼(David Goodman)、吴应銧(Odoric Y.K.Wou)、傅礼门(Edward Friedman)等学者基于不同的时段、地域和视角，对党和农民在地方场景中的互动情形作了精彩的描述，也为中共乡村动员问题积累了丰富的文献⑩。本文将在既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抗战和内战时期的中共乡村动员作进一步探讨，一方面简要勾勒乡村动员策略(党内文件中通常称为“群众工作”)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演变脉络，一方面着眼于动员目标和动员技术，对整个革命年代中共乡村动员的延续性特征略作分析。 一、抗战：民族话语下的乡村动员 无论对中共革命之成功做出何种解释，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抗战爆发是中共得以摆脱生存困境的关键性契机，抗战时期也是中共实力获得空前发展的关键性阶段。中共长征到达陕北之时，全国仅剩下4万党员和3万军队，能控制的地区只有陕北黄土高原的一部分；而到抗战结束之时，中共已发展成为拥有1亿人口、90万正规军和120万党员的大党，根据地广布华北农村，在东北、华中地区也足以和国民党相竞争，为后来打赢内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1)。能在残酷的民族战争中取得如此成就，正是中共强大而高效的乡村动员所致。抗战时期，中共的乡村动员工作主要是围绕抗日救亡、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民主政权建设等方面展开的，借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语汇，这些举措分别彰显了民族主义、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的动员逻辑。 1.抗日救亡：民族主义动员 抗日战争爆发，对中国政治局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是改变中共命运的重要转折点。一方面，国民党迫于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并以西安事变为契机，停止了“攘外先安内”的政策和对中共的军事围剿，使中共得以转危为安；另一方面，中共也顺应时代潮流，放弃了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和“工农武装割据”，转而推行统一战线，自觉将乡村动员纳入民族战争的基本框架之中。 中共于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正式提出统一战线政策，呼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12)。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于1937年2月向国民党三中全会通电，承诺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13)。抗战正式爆发后，中共武装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开赴抗日战场。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前，八路军主要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太原失陷后，中共军队根据洛川会议的决定，着重向敌后发展，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主要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14)。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共仍把战略重心放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上，一方面通过对敌作战和局部军事胜利逐步扩大根据地的范围，一方面通过社会经济改革和政权建设使根据地得到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