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一切如常”:抗战时期丹麦和瑞典对华外交政策的比较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何铭生,丹麦人,曾出版著作Shanghai 1937: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Havertown,PA:Casemate,2013),中译本:田颖慧、冯向晖译:《上海1937:法新社记者眼中的淞沪会战》,西苑出版社2015年版。 何铭生,法新社北欧分社社长;

原文出处:
抗日战争研究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尽管与大多数国家驻华使节一样,丹麦和瑞典的驻华使节并未随国民政府内迁,但丹、瑞两国在对华关系上均希望维持原状,如常进行外交工作。然而,丹麦于1940年被德国占领,使其在日德意的压力下被迫与重庆国民政府断交,转而承认汪伪政权。在重庆政府的积极争取下,前丹麦驻美大使高福曼被委派为“自由丹麦”运动驻重庆的代表,于是从1942年至1945年夏,中国出现了两个丹麦驻华使节。瑞典在战时一直保持独立,所以尽管日本屡次要求瑞典承认汪伪政府并与之进行废除治外法权的谈判,但其并未就范,而是在原驻华公使滞留沦陷区的情况下另派大使到重庆国民政府,以致该国也同时有两位高级驻华外交官。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5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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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地理上毗邻,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丹麦和瑞典所走的历史道路却截然不同。这并非两国自主选择的结果。丹麦被占领,瑞典则没有。这导致两国的外交决策也完全不一样,在对待它们几十年来的头等外患——德国时,尤其如此。同时,这也影响到两国对于一些次要问题的考量,例如与中国的关系。

       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5年日本战败,对于丹麦和瑞典两国而言,对华政策中最核心的问题很简单,即:承认哪个中国?是战争开始不久后便迁至西南城市重庆的蒋介石政府,还是在日本扶植下建立于中国东部的傀儡政权?①此事非同小可,因为这两个北欧国家在华商业利益所集中的地区,在八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控制在傀儡政权手中。

       如果让它们自行其是,丹麦和瑞典也许会坚持“一切如常”(business as usual)。因为如果对外政策不作重大变动,就不需要特别的解释,并且一切维持原状也不会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表态,否则便意味着回应一方或另一方,从而损害两国在华商业利益。然而,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中国的政治状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而丹麦和瑞典也遭受到逼迫其调整对华政策的压力。从长远来看,“一切如常”是不可行的。

       一、丹麦和瑞典对华政策的形成背景

       中国与瑞典及丹麦的关系由来已久,而贸易自始便是这种关系的核心所在。目前已知的最早到达中国的瑞典人是水手尼尔斯·马特松·基奥平(Nils Matsson Kiping),他于1655年随一艘荷兰船只抵达中国。②1674年,丹麦船只首次被派往中国,并建立了驻中国的商馆。③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中国与瑞典及丹麦之间的贸易逐渐变得频繁起来。1731年,瑞典东印度公司(Swedish East Indian Company)开始与中国进行定期贸易④,翌年丹麦亚洲公司(Danish Asiatic Company)成立,这是一家专门与中华帝国进行贸易的公司。⑤在18至19世纪,贸易始终是丹、瑞两国与中国交往的首要考虑因素。19世纪最后十年,西方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了两倍有余,这一事实证实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中国的利益。⑥

       20世纪初,尽管革命性的政治变动给中国带来极大的混乱,但这个国家的庞大人口所附带的经济潜力仍然是丹、瑞两国发展对华关系的主要驱动力。直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丹麦外交决策者心目中,中国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其与丹麦的贸易伙伴关系。这多少有些让人不解,因为尽管19世纪末激增的数字预示了中丹贸易的巨大潜力,但丹麦与中国的贸易额一直较为有限,不但如此,20世纪初丹麦单独编制有关中国贸易的数据以后,显示中国一直是丹麦巨额贸易赤字的原因。⑦德国占领丹麦后,其对华贸易即完全终止。尽管如此,正如当时的外交信件中坚持认为的那样,关键在于其潜力。

       与此相似,瑞典在中国的商贸机会其实也十分有限,规模也因战争而不断缩水。与丹麦的情况一样,瑞典对华贸易的赤字也相当大,由于中日冲突给正常的经贸交往带来严重阻碍,1938年瑞典的出口量比1937年下跌近一半。⑧但是,对于瑞典来说,中国之所以仍是其外交政策中具有一定重要性的问题,同样在于日后的潜在利益,而非其他。例如,1938年,维昌洋行(Ekman Foreign Agencies)⑨的一位代表在给位于瑞典城市哥德堡的公司总部的报告中称,未来瑞典公司在中国会有不错的前景。⑩同年,既是外交家,也是企业家的比约恩·普利茨(Bjrn Prytz)游历亚洲时,评估认为身处上海的瑞典生意人们对未来并未“过分悲观”。(11)

       1940年4月9日,德国入侵丹麦,在零星的冲突之后控制丹麦全境,整个过程仅持续了几个小时。这是德国以武装夺取挪威为目标的大规模行动的一部分,挪威既能作为对抗英国和法国的海上攻势的基地,又是从瑞典运输必需品——铁矿石的通道。尽管丹麦政府得以继续行使职能,但军事占领很快便引发了其施政环境的根本变化,对外政策亦受到影响。尽管没有公开表示亲德,但丹麦政府仍然受到了德国的严格限制,而且随着战事发展这些约束愈发严苛。1940年9月以后,德、意、日三国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轴心国正式形成,丹麦便不再可能实行鲜明的反日亲华外交了。

       瑞典由于其西面的两个邻国——丹麦和挪威在1940年4月德国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发动的军事行动中全部落入德国之手,切身环境也骤然发生变化。1941年夏,瑞典东邻芬兰因害怕遭受苏联进攻与德国越走越近,从而对其形成合围之势。于是,避免卷入战争和被德国占领成为瑞典政府的当务之急。这一背景迫使瑞典对德国做出某些让步,其中包括一项允许德军乘坐封闭式列车过境瑞典,开赴东部前线的决定。尽管如此,在一些与德国利害关系较小的问题上,如中日之间的战争,瑞典尚可维持与其公开声称的中立地位更加相符的政策。

       二、抗战爆发后丹麦的对华政策

       (一)抗战爆发之初

       1937年7月,当北京近郊卢沟桥附近的一次孤立的冲突升级为大规模交火时,中日之间酝酿多年的紧张关系爆发为全面战争,并最终致使中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都卷入其中。同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此后的几个月中,中日双方不断增加兵力投入,地区性的冲突扩大为全国性的战争。1937年11月上海陷落,华界被日军占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则得以大体维持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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