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语音史研究的若干理论与方法　　

      1 引言

      严格说来，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应包括“通语/共同语”语音史和方言语音史研究两个方面。一般认为，谐声字、《诗经》押韵和先秦典籍中的通假、转注、异文、词族等材料都是探讨上古音的基本资料；中古音的探讨则主要依赖《切韵》系韵书和晚唐北宋的韵图；近代音研究则以《中原音韵》、《蒙古字韵》及其他宋元明清时期的韵书、韵图为基本材料。这些材料反映的几乎都是北方官话的语音系统，总的来看内部是同质的，很少出现异方言成分。由于汉字属于语素-音节文字，不像拉丁文、藏文等可以直接反映语音，因此如果要做“审音”的工作，最好能够借助一些表音性的材料，比如可以根据东汉时期的梵汉对音考察秦汉音，根据日本吴音（Go-on）、汉音（Gan-on）及汉越音（Sino-Vietnamese）、朝鲜汉字音（Sino-Korean）考察中古音。

      与汉语通语语音史（或称“汉语语音史”、“语音史”）相比，方言语音史在研究条件、理论、方法、思路等方面有同也有异。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到了清代的乾嘉学派已经成绩斐然，章黄学派作为传统古音学研究的殿军同样有卓越的贡献，但在研究材料方面已经较难再有突破。也正由于此，瑞典学者高本汉（1889-1978）的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中国音韵学研究》，1915-1926）成为里程碑式的著作，因为该书不仅依赖《广韵》、宋元韵图等文献资料，还利用了二十六个汉语方言（包括中古域外汉字音）材料，作为拟测中古音系的依据，这种研究方法和思路源自19世纪兴起的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它摆脱了中国传统音韵学只求其“类”（sound class）、不知其“值”（phonetic value）的局限。作为第一部用现代描写语言学方法研究汉语方言的著作，赵元任（1928：14—72）通过对吴语三十三个方言点的调查，以《切韵》的分类为框架，详细列出了各个音类在各地方言的今读音。赵先生的此种做法，不仅是为了提供吴语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是准备用比较方法来构拟共同吴语（Common Wu）（梅祖麟2000：482—483）。

      从研究条件来看，汉语共同语拥有自甲骨文时代开始的延绵不绝的丰富文献，而且各个时期的代表性文献内容全面、性质明确，而方言语音史的研究缺乏像《诗经》、《切韵》、《中原音韵》之类的系统的文献资料以供参考，由于材料零散，故而只能反映局部的信息。宋元以后描写不同方言的韵书、韵图和诗文押韵资料开始增多，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方音史的研究条件。

      从理论和方法来看，汉语语音史研究基本上还是按照谱系树模式的理论展开，也就是印欧历史语言学所谓的“新语法学派假设”，承认语音演变是规则的、单线发展的；①但由于汉语方言（尤其是南方方言）是内部演化和外部接触等多种因素作用的产物，同字异读的现象大量存在，因此还需要在单线发展模式以外，引入层次分析法和词汇扩散理论。诚如何大安（2009：173）所说：“方言史的研究和语言史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没有什么不同；基本上仍不外内部构拟和外部比较二途。但是汉语方言有其特殊的时空背景，其中有若干因素——例如方言接触——在方言演变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这类因素的影响，会因方言不同而有程度或形态上的差异。甚至同一方言的不同部分，也会有轻重之分。”可见，既要运用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方法来观察方言语音的演变史，同时还需要结合方言变化的实际情形，借助其他一些研究方法，才能准确描写，进而发现规律。

      近年来方音史研究方面有不少研究成果发表。就专著而言，吴语方面如丁锋（2001）、秋谷裕幸（2003）、郑伟（2013），闽语如张光宇（1996）、刘晓南（1999），赣语有万波（2009），晋方言如乔全生（2008），南方官话则有何大安（1988）、刘晓南（2012）等。这些成果言之有据，而且能将理论寓于事实，分析说明也合理充分，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从研究思路来看，上述成果有的从现代方言出发，结合文献考证，为共时材料寻求历史解释，较多地使用了现代语言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有的从历史材料出发，通过细致的文献学考证，并参考现代方言，将历时和共时的材料相结合。大体来说，对于历史语音文献资料相对较晚且又不够丰富的方言，可以共时方言的层次分析和比较为主，比如何大安（1988）、万波（2009）、郑伟（2013）对于西南官话和赣、吴方言的历史探讨；对于文献资料充足并且时代较早，共时调查又比较全面的方言，不妨以文献考据为主，同时以现代方言为辅证，例如乔全生（2008）、刘晓南（2012）对于晋、闽方言的研究。总之，两者都是汉语方言语音史研究应该坚持的方向，并应根据研究条件等因素择取合适的研究理论和方法。②本文将结合已有的研究，着重介绍和说明语言层次、类型学、词汇扩散等理论，以及历史比较、结构分析、文献考证等方法如何运用于吴语音韵史的探讨。

      与吴语音韵史研究有关的两个问题需要先做个简单的说明。

      l）《切韵》的性质。《颜氏家训·音辞篇》说：“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意思是金陵、洛下代表了当时的标准方言。金陵在南，洛下在北，两者的口语差异可以想见，因此颜氏所指实际上是南北的书音系统。周祖谟（1963：66）指出：“《切韵》分韵绝不是主观的、人为的，其中所分多与齐、梁、陈之间江东音相合。”在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四声韵目小注所涉“五家韵书”之中，夏侯该《韵略》主要代表了南方韵书的押韵习惯。也就是说，《切韵》尽管有实际的语音基础（即6世纪前后的文学语言），但多少吸收了南朝江东方言的成分，也就是中古的吴语。丁邦新（Ting1975：296）发现，文献所揭魏晋时期的江东、秦陇两大方言特征至为明显。与《切韵》时代相近的曹宪《博雅音》、陆德明《经典释文》、顾野王《原本玉篇》等均为吴地吴人所撰，其中也流露出若干江东吴音的成分，可以作为吴语音韵史研究的文献佐证，例如鱼虞有别、先仙有别等（金有景1982；梅祖麟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