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词法”类型，“词序”类型，“词类”类型 语言类型研究和语言共性研究可以说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可以这样来理解：类型学是通过比较从结构特点上对语言进行分类；世界上的语言看上去结构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结构变异要受一定的限制，有些变异类型不可能出现，这种变异的限制就是语言的共性。因此，语言的类型研究和共性研究只是侧重面不同而已：共性研究主要关心语言类型的变化有哪些限制，而类型学主要关心语言有哪些不同的变化类型。但是，说有易，说无难，一时认为不可能有的语言类型不见得真的不存在，只是存在的时间比较短暂或者较为罕见而已。近年来国际语言学界出现“重视语言结构多样性”的趋向。曾经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按照乔姆斯基的说法，火星上来访的科学家一定得出结论，除了词汇互相听不懂，地球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Pinker 1994：232）。语言学的新动向是，很多人开始认识到，要找出语言真正的共性，应该要先充分了解语言结构的多样性，研究的重点应该从一致性转移到多样性上来，这方面可参看Evans和Levinson（2009）发表在《行为和脑科学》杂志上的那篇重要文章。那句名言应该改为：“火星上来访的科学家发现，地球上的生物多种多样，人类所操的语言也多种多样。” 19世纪的语言类型学，重点是研究“词法”类型，从“构词方式”这个变化参项着眼，将语言分为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或者分为分析语、综合语、多式综合语等类型。汉语划归孤立语或分析语类型，这是大家都熟知的。 20世纪的语言类型学不满足于词法的类型，从Greenberg（1963）开始，研究重点从词法类型转移到“词序”类型，如动词和宾语的顺序分VO和OV两大类型，形容词和名词的顺序分AN和NA两大类型。研究者认为，词法类型只是对语言局部结构的分类，只观察一个变化参项，而词序类型着眼于多个变化参项及其之间的联系，是对一种语言整体结构的分类，更能反映不同语言的类型特点（Comrie 1981）。“蕴含共性”（implicational universals）是词序类型学中最重要的概念，它能说明语言类型变异所受的普遍限制，其表述形式为P→Q。例如，“如果一种语言的名词（N）位于指代词（Dem）之前，那么名词也位于关系小句（Rel）之前”，用逻辑上的蕴含式表示就是NDem→NRel。这个蕴含式在逻辑上肯定了可能有的四种词序中的三种，即（1）NRel & NDem，（2）NRel & DemN，（3）RelN & DemN，而排除第（4）种RelN & NDem。这就对可能有的语言类型作出了限制，这种限制被认为是一种语言共性。 近年来类型学的研究又从“词序”类型进入“词类”类型。个中的原因是，讲“词序”其实是在讲概括的“词类顺序”，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个先天不足的问题就逐渐暴露出来，也就是“词类”和“句法成分类”的关系没有厘清。例如常说的SVO（主动宾）和SOV（主宾动）其实是词类（动词）和句法成分类（主语宾语）混杂在一起的，这对于英语和其他一些印欧语来说问题不大，因为这些语言的词类和句法成分类是大致对应的。拿英语来讲，名词对应主宾语，动词对应谓语，形容词对应定语，副词对应状语。然而汉语不同，正如朱德熙（1985：4，64）指出的，汉语的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缺乏一一对应的关系。“生成语法”刚刚兴起的时候，朱德熙就敏锐地指出，它那条最基本的句子转写规则S→NP+VP在汉语里“是行不通的”，汉语的事实是： S→NP+VP 我不去。｜卖菜的来了。 S→NP+NP 小王上海人。｜这本书他的。 S→VP+VP 光哭没用。｜不撞墙不罢休。 S→VP+NP 逃，僝头。｜不死（今年）一百岁。 这就穷尽了NP和VP加合成句的所有可能。对汉语进行“形式语法”的研究很有必要，但是在开始这种研究之前，最好对这个问题有个说得过去的交代。另外，从陈承泽到赵元任再到朱德熙，汉语语法学界都已经承认汉语的主谓结构可以做谓语，如“象鼻子长、她肚子大了”，那就还需要有一条S→NP+S’（NP-VP）规则，而现行的词序类型学框架却容不下这条规则。那么“羊肉我不吃”这一句，词序到底算是OSV还是SSV呢？ 跟这个问题相联系，S、O、V、N、A这些范畴的内涵和外延在语言之间其实有很大的差异，不能一概而论。例如汉语S涵盖的范围要比英语的S大，“今年一百岁”，“今年”是主语，这在英语里就要算作状语了。英语的V只能做谓语，做主宾语的时候要“名词化”或变为非限定形式，而汉语的V几乎都可以做主宾语，做主宾语的时候还是动词，并没有“名词化”，例如：
即便是十分抽象的动词“是”和“有”也是如此。跟这个事实直接相关联的是，汉语的A（形容词）不仅修饰名词做定语，也修饰动词做状语，例如“快车”和“快跑”的“快”是同一个“快”，不像英语的A基本上只修饰名词做定语，如要修饰动词做状语，就要加词缀-ly变为副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