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5)02-0127-06 据《辽史·百官志》记载，辽朝于五京都城内设有“警巡院”，于东京城内设有“军巡院”；于西南、西北边地设有“巡检司”。关于辽朝的“警巡”和“军巡”，仅韩光辉先生的著作《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研究》[1]及论文《辽南京城的方圆与警巡院》[2]、《北京历史上的警巡院》[3]、《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的出现与城市体系的形成》[4]中有所论及，特别是对“警巡”涉猎较多，研究亦较深入。但其中仍有论之未尽及可商讨之处。至于辽朝的“巡检”，至今尚未见有人做过研究。“警巡”、“军巡”与“巡检”均关涉辽朝的城乡治安与民政管理等，其机构置设、官员组成、职责区划等，都需要做细致的梳理和分析。但因于文献史料的相关记载十分有限，因此，若想系统和深入研究确有困难。笔者拟钩沉出土石刻文字资料，结合文献史料，对辽朝的警巡、军巡和巡检制度略作考探，错谬之处，祈望方家教正。 警巡制度肇始于辽。“警巡院”是辽朝政府首创的五京城市治安及民政管理机构。但《辽史》中关于辽代“警巡”的记载却很少，仅寥寥四条。《辽史·百官志》“南面京官”记载辽朝五京置有“警巡院”：“五京警巡院职名总目：某京警巡使。某京警巡副使。上京警巡院。东京警巡院。中京警巡院。南京警巡院。西京警巡院。”[5]辽朝诸京“警巡院”各置于何时，其结构如何，官员有哪些，职能是什么，等等，《辽史·百官志》已无只字记载。韩光辉先生认为辽朝的“警巡院”是由“军巡院”改称而来[6]。笔者以为，辽朝的“警巡院”并非“军巡院”之改称，有辽一代，“警巡院”与“军巡院”应是同存共处，其职能既有交叉重叠，亦有不同之处。“警巡院”为辽朝首创，其设置，应该是参仿了唐朝京城的“左右巡”及五代“军巡院”的某些内容。 “警巡使”是辽朝“警巡院”内主要官员。辽朝有哪些人出任过五京“警巡使”，《辽史》中仅见马人望一人。马人望曾出任“南京警巡使”，时间是在道宗朝后期[7]。检索出土辽代石刻文字资料，发现还有几人曾在兴宗朝、道宗朝和天祚帝时期出任五京“警巡使”。如“西京警巡使”张绩。清宁九年(1063)的《张绩墓志》即载：重熙“二十二年春，(张绩)除西京警巡使”[8]。“东京警巡使”张可及。大安六年(1090)的《萧袍鲁墓志》即见“东京警巡使、司农少卿张可及充敕祭使”[9]。“上京警巡使”某某。大安三年(1087)的《冢塔记》见“朝散大夫、尚书金部郎中、知上京警巡使(下缺)”[10]。“东京警巡使”张检。天庆六年(1116)的《灵感寺释迦佛舍利塔碑铭》载：“先君朝散大夫、少府少监、甜水盐院都监、前知东京警巡使、见(现)辽阳少府……张检。”[11]等等。 梳理文献史料与石刻文字资料的相关记载得知，作为辽朝五京城市治安及民政管理机构的“警巡院”，其主要职能有：巡查缉盗、执法鞫讼、济众安民及户口检括与户籍管理等。如《辽史·马人望传》即言，马人望于道宗朝后期由南京三司度支判官“迁警巡使。京城狱讼填委，人望处决，无一冤者。会检括户口，未两旬而毕。同知留守萧保先怪而问之，人望曰：‘民产若括之无遗，他日必长厚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谢曰：‘公虑远，吾不及也’”[12]。可见，马人望任“南京警巡使”后，审办滞积讼案，检括户口民产，认真地履行了自己的工作职责，得到了民众和上司的认可。另据寿昌三年(1097)的《贾师训墓志》记载，道宗朝后期，中京城区治安形势非常严峻，“上遣使授(贾师训)尚书左仆射，移中京留守。……既在道，闻京中猾盗朋聚，民不安寝。公下车，即督有司尽索京中浮游丐食之民，□□□□□□□□□遣之，其老弱癃疾不能自活者，尽送义仓给养。仍敕吏卒分部里巷游徼，人或被盗，俾偿其直。浃旬以来，开市清肃”[13]。“贾志”提到的“有司”，很可能就是“中京警巡院”。因为该“有司”的所作所为与“警巡院”的职能相同。还有，乾统七年(1107)的《董承德妻郭氏墓志》所见“大辽西京警巡院右厢住人久居系通百姓董承德”[14]字样，表明西京“警巡院”确有管理城区“厢”内常住居民户籍的职能。 此外，据《辽史·兴宗纪》记载：重熙十三年(1044)三月“置契丹警巡院”[15]。兴宗皇帝之所以批准设置“契丹警巡院”，亦与五京“警巡院”有处理城区居民讼案之职掌有关。《辽史·耶律重元传》云：“先是契丹人犯法，例须汉人禁勘，受枉者多。重元奏请五京各置契丹警巡使，诏从之”[16]。这就是说，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前，诸京城区无论是汉人还是契丹人，只要涉嫌违法犯罪，统由“警巡院”的汉人“警巡使”处理。一些契丹人认为汉族出身的警巡官员执法不公，便通过皇太弟耶律重元奏请，兴宗皇帝诏批，在诸京置设“契丹警巡院”，实行诸京城区汉人与契丹人讼案的不同处理模式，即法律适用上的“因俗而治”。 这里有必要对《辽史》记载的一处错误进行更正。《辽史·兴宗纪》记载兴宗皇帝诏批置设“契丹警巡院”是在重熙十三年(1044)的三月；诏批“改云州为西京”是在重熙十三年(1044)的十一月[17]。而耶律重元奏请“五京各置契丹警巡使”应该是在重熙十三年(1044)三月之前。这就是说，辽朝置设“契丹警巡院”时“西京”还没有出现。既然“西京”不存在，哪来的“五京”？很显然，《辽史·耶律重元传》记载有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