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5)03-0051-06 唐代丝织业的发展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对于唐代丝织品的输出问题，不少学者也都有过深入的探究。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论述稿》①(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中已经涉及到唐与回纥之间的马价绢问题。吕思勉在《隋唐五代史》②第十六章第三节“商业”中探讨了唐与突厥、北狄、南方海道、广州等地的贸易活动。岑仲勉对唐与回纥的马价绢问题、互市问题等也有所研究。他的《隋唐史》(上册)第三十三节“唐之马政”，对于陈寅恪先生关于马价绢的问题提出质疑，认为“陈氏结论谓‘唐回马价问题，彼此俱以贪诈行之’应有所修正。”③冻国栋《唐代的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④下篇涉及到商品经济的管理形式，对边地民族贸易、中外国际贸易的管理问题进行了论述，其中对丝织品的对外贸易进行了考证。张泽咸的《唐代工商业》下编《商业》，论述了国内商业、边境互市贸易、对外贸易等三大方面。边境互市贸易和对外贸易部分大篇幅探讨了唐代丝织品外贸情况，包括政策、互市法规、贸易路线等内容。作者还对互市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封建中央政权与边境诸族(国)的互市通常是官市，具有重要经济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但这种互市，具有浓厚政治色彩，是被用来作为调整民族间关系的有利工具。”而“和各民族人民彼此之间互通有无的自由贸易是存在重大差异的。”⑤本书对于研究唐代的丝织品外贸的论述相对来说是比较全面的。刘玉峰的专著《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⑥分别对唐代民族贸易和海外贸易的管理方面做了系统的分析，并且对唐代的货币问题有所研究。 还有些学者，将丝织品贸易同出土文书研究相结合。李德龙通过对敦煌S.8444号文书的研究，探讨了回鹘与唐之间的朝贡贸易。他认为，“文书所反映的昭宗时期的唐、回鹘间的朝贡贸易，是唐后期双方贸易的继续”。⑦陈国灿《唐西州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结合吐鲁番文书，对唐西州地区的丝织品、马匹等交易的分析，并结合西州的地理位置认为，“西州是东西贸易中的一个中心市场”⑧。 日本学者松田寿男的《绢马交易研究札记》⑨对北狄少数民族与唐政府之间的绢马贸易、关市贸易进行了研究。以上众多学者对唐代丝织品方面的研究，既有系统化的分析，也有针对性的深入研究，在论证方法上也注重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应用相结合，成绩卓著。本文以期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尽可能的量化分析，来梳理出唐代丝织品的输出结构。 一、唐丝织品的输出结构 唐代丝织品的输出，多半是政府行为，民间输出比例非常少，这主要缘于中央王朝对丝织品输出的严格控制。丝织品的官方输出主要通过政治赏赐、互市贸易来完成。而受唐政府律令规定的影响，民间输出的丝织品种类和地域都有限制，此外，还存在走私行为。 (一)政治赏赐 唐朝国力强盛，再加上包容、开放的对外政策，与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周边国家保持了良好的互通关系。而维持这种良好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唐中央王朝的“政治赏赐”。政治赏赐的形式有多种，有册封赏赐、双方互通的“贡赐”，也有为“和亲公主”作陪嫁的“赏赐”，还有一些类似“举哀”等礼节上的赏赐活动。甚至有时候对方使节在来唐的路上客死，唐政府也会赏赐一些丝织品等作为补偿。这些赏赐活动尽管形式不同，但从内容上来看，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持政治上的稳定。 政治赏赐往往伴随着经济上的奖励。在政治层面上，有封官加爵、赐姓、赐丹书铁券等，而随之的则往往是田产、钱物等经济上的奖励，且大多数的赏赐活动都有赏赐品。在这些赏赐品中，丝织品占了绝大多数。据《册府元龟》⑩的相关记载，唐朝政府对民族地区和周边国家的赏赐活动有300多次，其中，赏赐物中出现丝织品的就有200多次，占比将近七成。在剩余的三成中，超过一半以上是没有赏赐品的赏赐活动。充当赏赐品的丝织物，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庞大(详见附表1)。 而那些没有明确数据支撑的纺织品，可能更多。如《册府元龟》记载：“敬宗宝历元年六月丁亥，品官田务丰领国信十二车使回鹘可汗及太和公主”(11)。从史料中可知，品官田务丰在出使回鹘时，为回鹘可汗和嫁过去的太和公主一次就带了十二车的“国信”。这里的“国信”究竟是什么呢？根据《册府元龟》的另一条记载：“玄宗开元二十一年正月……以国信物一万匹私觌二千匹皆杂以五采遣之”(12)，可以看出，这里的用来衡量“国信物”的单位是“匹”。因此，“国信”大概也是丝织品居多。满满的十二车“国信”，一定不是个小数目。 (二)互市贸易 与周边民族地区互市并不是唐的专利，早在汉文帝时便“与匈奴和亲与通关市”(13)。唐政府与诸蕃互市的记载也非常丰富。唐高祖武德八年(625)，便与吐谷浑互市；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开始，与奚在西市互市；开元十五(727)年，始与突厥在西受降城互市；(14)宪宗元和十年(815)，与吐蕃开始在陇州(今陕西陇县)互市(15)。开元九年(721)，玄宗给毗伽可汗信中说道，“国家旧与突厥和好时，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国家买突厥马羊，突厥将国家彩帛，彼此丰足，皆有便宜”(16)。可见，唐玄宗对于同少数民族地区的互市活动是十分推崇的。而对于唐中央政权而言，除了通过互市以彩帛换来少数民族地区的马、羊之外，更重要的是维护了地区和平与稳定。即唐玄宗所说的，“甲兵休息”，“蕃、汉非常快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