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5)02-0127-11 一、多尺度解析中国近代经济规律的必要性 学科背景和方法的多样化，使海内外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从宏观经济运行到微观经济分析各层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1][2]。然而，解析尺度的差异性，常会使不同学者对同一经济现象的判读，得出旨趣各异的结论。一般情况下，小尺度研究往往注重从经济人类学范畴，探讨人和社会群体的经济行为；大尺度研究，才会解答经济史的大目标问题。尽管小尺度研究者也希望其微观考察，能自然地上升到宏观性解读，但由于样本精度的落差而常常无法如愿。反之亦然。所以，不同尺度研究之间既不易契合，更难判优劣①。然而，学术进步的理性和经济建设的实践，却又希望研究者能通过宏观与微观尺度的集成研究，提升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的解析精度和力度。 事实上，不少前辈学者都曾把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规律或曰中心线索，作为重大经济理论问题而进行反复的探索。因为它不仅“可以有效地联结经济发展中的各个部分，有助于认识经济总体发展的性质、水准和趋势，获得‘提纲挈领、左右逢源’之功”；而且，学术考察过程“有没有中心线索贯穿其中，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往往是一串项链和一袋土豆的差异，其高下之别，不须赘言”。[3]所以，相关研究既不断展开，又讨论热烈，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比如李时岳指出，中国近代社会有两大发展趋向，民族层面是从独立的主权国家变为半独立半殖民地国家、并向殖民地演化；制度层面是从完全的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并向资本主义演化。[4]严中平将中国近代经济的演化进程，描绘为“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开始发生巨大变化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变化加速发展”[5](前言，P1)。丁日初指出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资本主义内涵，认为“应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6](P8)。汪敬虞进一步断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才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7](导言，P1)吴承明梳理了中国16世纪以来的经济演进趋势，扬弃了工业化、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等观点，提出了“市场化”的“假说”。[8](P6-9)朱荫贵强调了“以市场经济的发展演变为中心”，全面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3]吴松弟解构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这一贯穿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实践的时空间主线。[9](绪论)以上学界先进，均高屋建瓴地剖析了中国近代经济演变规律的多维度内涵，具有重要的学术启迪和积淀价值。 不过，已有的学术考察，大多是大尺度(中国全境)长时段(100余年)的宏观研究，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却小尺度研究应有的审慎和理性，进而影响到结论的坚实性与可操作性。因为一方面，经济现象本质上是人类从事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它由4个异质的基本产业部门——农、牧、工、商业共同构成；其中农业以种植植物为主要生产内容，牧业以饲养动物为主要生产内容，工业以制造器物为主要生产内容，商业以贩运货物为主要经济内容；它们自人类文明初期均已出现，并通过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环节，奠定起区域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离开基本经济产业而奢谈经济发展规律，学术研究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0]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南、北、东、西各区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内涵皆存在很大差异，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主导经济产业及其相应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空间结构等，都会呈现形式各异的物质内涵和运行轨迹。只有对近代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进程，进行分产业、分区域、分时段的多尺度集成考察，才能准确把握中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规律，更好地镜鉴当前的学术研究和建设实践。 本文拟在笔者多年从事近代华北、东北、西北经济地理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历史地理学宏、微观结合的时空间视角，多尺度勾勒中国北方近代经济的中心线索与空间差异，以绍续前辈学者的相关探索，丰富和深化对该区域经济地理问题的认识与把握。 二、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看中国北方主导经济产业的近代转型 中国北方近代经济产业结构的变迁，是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转折密切关联的。因为综观世界经济发展的时空进程可知，关乎人类社会存续的4大基本经济产业，会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地理空间下，发生主导与从属地位的相互转换，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系列联动。而这一切转型的滥觞，又都源自当时世界上占优势地位的政治经济体制、即通常所说的“现代化”标准及其实现过程的根本性变革②。迄今为止，这种“现代化”变革已发生过多次时、空间的位移，从而引发世界范围内一次又一次的社会改革浪潮。比如以农、牧业为主导经济产业的唐王朝，作为7-9世纪东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水准最高的国度，一度是周边国家争相效仿的“现代化”典范；换句话说，那时的世界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唐朝化”；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以大量史实佐证了中国科技3-13世纪的全球领先地位[11]。然而，最晚从18世纪开始，陆续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又创造出另外一套更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体制，成为引领世界潮流的新的文明中心。马克思曾由衷地赞颂道：“(欧洲)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2](P277)而与此同时，那种将自给自足的农牧业，严格附着在土地上的中国传统经济模式及其上层建筑，却愈发束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以致在同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博弈中，处处显现出强弩之末的尴尬，不得不转而认可打上英国文明印记的“现代化”新标准。结果不仅中国传统文明的忠实信徒日本断然“脱亚入欧”，就连中国自身也开展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全面“西化”的“清末新政”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