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5)03-0130-10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既是一部实践史，更是一部理论史、思想史。可惜的是，既有研究和综述往往更重视此阶段具体的历史进程与历史事件[1]，对政治思想史层面的关注相对较少。本文立足于介绍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政治思想史领域的研究成果及不同研究者之间观点的差异，希望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专题研究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组成部分，学界有六种主要观点：一是包括三个方面(“三要素”说)，即革命领导权、动力、对象[2]。二是包括四个方面，即革命的领导、动力、对象以及前途[3]。三是包含五个方面，即革命的性质、领导、动力、对象和前途[4]。四是包括五个方面，即革命领导、动力、对象、前途和时代特点[5]。五是在第四种观点基础上增加对革命道路问题的认识[6]。六是包括革命性质、领导、动力、对象、前途和政权六个方面[7]。 由于对内涵认识不同，学者们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形成的标志与时间也就有了不同的看法。如郭德宏就以中共对革命领导权问题的认识作为基本思想形成的标志，认为中共“四大”是基本思想形成的标志。而鲁振祥等人则认为基本思想包括革命前途问题，所以它应该形成于1925年到1926年间[8]。将革命道路问题视为基本思想组成部分的研究者如冯正钦、杨成生则认为，1927年7月4日，毛泽东提出农民自卫军上山时就有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萌芽，这标志着基本思想初步形成[9]。这三种观点都以党内领导人提出的某种理论观点作为标志，刘诚却认为基本思想的形成应以全党对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达成共识而非毛泽东一人的认识为标志，这个时间应在1927年春。[10]另外，一些研究者认为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没有正确地解决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政策和怎样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问题，直到瓦窑堡会议中共才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因此基本思想形成的时间应该是1935年。[11] (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 对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的标志和时间主要有7种观点，一是1930年1月形成说，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下简称《星》)为标志。持此观点的研究者又分为两类：第一类以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为研究材料，根据《星》文所述“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认为此时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以农村为革命中心的重要性[12]。第二类则意识到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毛泽东选集》经过了大量修改，《星》原文并没有二个“最”的表述。但这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只是由于毛泽东作为一名中央委员，不好明确反对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路线，没有明确写出“乡村中心”的字样而已[13]。 二是1930年10月形成说，以第一次反“围剿”中提出“诱敌深入”方针到这次斗争胜利为标志。杜魏华认为《星》文没有指明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而“诱敌深入”的方针，包含了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敌强我弱、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等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基本内容，体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则在实践上检验了这一理论。这就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完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创[14]。 三是1930至1931年下半年形成说。坚毅认为《星》文标志着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但缺乏实践的检验和实际的执行。从1930年陂头会议到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工农红军的作战原则形成，中央根据地建立，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也制定出来，毛泽东实现了对中央苏区的全面领导，这个时期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最终形成阶段[15]。 四是1936年形成说，标志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贾蔚昌提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必须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中国民主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客观依据；二是这条道路基本要求。《星》文对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回答，不能成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的标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发表，标志着中共对上述问题有了完整的阐述[16]。 五是1935年遵义会议说。黄允升认为“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与革命实践的结合，标志“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星》文确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而1935年遵义会议则完成了这一理论与革命实践的结合。[17] 六是1935年-1938年形成说，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文章为标志。张树军认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并未形成，原因有四：一是还不具备完整内容，对敌强我弱和革命长期性缺乏深刻认识；二是还不具备一定理论形态，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存在前后矛盾的问题；三是对一些问题认识还不稳定；四是认识问题有时是片面的。而上述文章则解决了这些问题：一方面阐明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本点，另一方面全面论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前提，克服了不稳定性与片面性，是道路理论的形成标志。[18] 七是1939年形成说，以《战争和战略问题》等文为标志。刘保金认为毛泽东在《星》文中，将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称为“最高形式”、“必然结果”和“最重要因素”只是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并未提出“农村包围城市”问题，只能作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起点。另外，从实践上来看，中共当时也没能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直到《战争和战略问题》的发表，毛泽东才明确提出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