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沿着“巴黎公社—苏维埃革命”的道路前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抉择。如何运用巴黎公社、苏俄革命等政治资源，探索适合中国革命发展的独特道路，则蕴含着中共领袖的个人智慧。李大钊、李达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初步勾勒了一幅以巴黎公社为愿景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蓝图。苏维埃运动之初，张太雷等人在“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下为践行中国版的巴黎公社——广州起义——付出了血的教训，同时也激励着革命志士的不屈斗志。在继起的苏维埃运动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总结经验教训，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在苏区政权建设中对构建中国版的巴黎公社进行了有益尝试。 (一)言传身教：大革命时期播撒巴黎公社的火种 毛泽东探索建立中国版的巴黎公社政权始于苏维埃运动时期，但他对巴黎公社的向往与播撒巴黎公社的种子则始于大革命时期。中共在“三大”之前处于秘密状态，对包括巴黎公社在内的无产阶级革命理念的传播在时空上受到限制；国共合作及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使中国共产党从幕后走到台前。在共产党人的力推下，1926年3月18日，广州各界万人集会，隆重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这次在全国革命的中心城市举行的纪念活动，是对将要开始的北伐战争的政治动员，对国民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间，毛泽东发表的讲演，促进了巴黎公社革命精神的广泛传播；对巴黎公社的系统认知，亦成为其投身革命运动的行动指南。 根据纪念活动筹备机关的安排，纪念大会的主会场在广东大学。是日，主会场出席人数多达万余人，场面壮观、声势浩大。张太雷、林祖涵、刘少奇、邓中夏以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黄埔军校等各界代表纷纷登台发表演说。会场听众群情激昂，“高唱国际歌”，高呼“继续巴黎公社精神奋斗！”“巴黎公社万岁！”① 当时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虽未出席主会场的活动，却亲自参与其事。一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管的《广州民国日报》对纪念活动的发起、筹备及现场情况作了详实的全方位报道，并刊发了系列纪念文章。当日，该报刊登《巴黎公社纪念特号》，指出了这次纪念活动的目的： 在此东方民族革命运动急亟进展当中，我们纪念巴黎公社是要从这一天向民众普遍地宣传，使他们成为有力量有组织的群众，建立一个统一独裁的革命机关，继承巴黎公社事业。一面尽量地研究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从这些原因当中得到许多教训做我们革命的指南针。② 二是纪念日当天，毛泽东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发表了纪念巴黎公社的讲演。在这篇原题为《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的讲演中，毛泽东开篇即指出，这次纪念活动与当下中国革命的转型有关：“因为中国从前的革命，是少数人包办的，及到革命潮流渐渐增涨，革命运动才跟着由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到现在已有多数的农工民众参加，并且有左派的国民党党员作指导，有工农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作模范，所以中国民众才知道有今日的纪念，才能有今日的纪念”。毛泽东还明确把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联系起来：“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③。花与果的比喻，不仅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之间的关联，同时也明示品尝下一个“幸福的果”的将是中国。 “幸福的果”需要通过革命行动方能实现。“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④。早在1925年底，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已表明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并用以观察中国问题。在此次讲演中，毛泽东再次用阶级分析法来分析巴黎公社，意在强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学说的合理性。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是不能否认的，国内有人怀疑或反对，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斗争的演进”。“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⑤如此一来，中国革命的性质、方法、前景等重大问题均被嵌入了阶级斗争学说的框架。这不仅表明毛泽东对巴黎公社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一个新高度，且将中国革命视为巴黎公社在空间上的位移与时间上的继起。 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巴黎公社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党，以致内部意见分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二是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巴黎公社对于敌人未给予严厉处置，还容许敌人占住金融机关，调集军队，所以最后以失败告终。因此，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⑥。 值得关注的是，毛泽东这次讲演的听众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政治军事干部的培养对象，据说有三百四十余人⑦。这些学员结业后，大都奔赴前线，参加北伐途中的政治宣传工作。正如毛泽东日后所指出的：“革命行动的实际影响比理论宣传文章传播得快得多，当然，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没有革命的行动”⑧。讲演的适时性与受众的特殊性，扩大了这篇讲演的政治效用，为国民革命及时注入了赤色的共产主义革命元素，播下了巴黎公社的火种。 (二)凝心聚力：以《国际歌》为媒介积聚革命能量 进入20世纪，“革命”在中国已具有了话语霸权，中共要发动何种革命，建立何种政权，中共领袖不仅要用言语，重要的是用行动告诉世人。中共自创建之初就认同苏维埃制度，但真正着手建立苏维埃政权则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大革命时期，由于受《孙文越飞联合宣言》⑨的制约，中共没有将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近期的革命目标。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⑩。苏维埃运动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传唱《国际歌》，增强了“巴黎公社—苏维埃革命”这一政治愿景的号召力，强化了广大军民对巴黎公社式政权的认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