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观念市场”的由来及其争论 在有关表达自由以及媒介责任的论述中，一直存在所谓“观念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的类比，它借用了经济学上的自由市场概念，将观念市场理解为人类通过一定媒介实现观念集中交换的场所，强调只有通过“广泛而充分的思想竞争”，人们才能发现真理或者做出科学的决策。与经济学中的自由市场一样，在观念市场中，不可计数的真理和谎言相互竞争，人们期待通过广泛的竞争、辩论后，前者终会战胜后者。 “观念市场”，或者说“思想市场”、“观点市场”，并不是一个新近提出的概念。这个观念有着自己的“观念史”，甚至被称为言论自由中之“显学”。(林子仪，1991)它本身是一个比喻，来源于1919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对“艾布拉姆斯诉合众国案”发表的一份判决异议意见书，其中说道：“通过观念的自由交换(free trade in ideas)才能更好地得到人们渴望的最大的善——真理最好的检验标准是思想的力量在市场竞争(the competition of the market)中获得承认的程度。”(转引自王四新，2008a)这段论述如此有力地将言论自由的目的予以概念化，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原则的阐述，而且塑造了学界乃至大众对于言论自由的理解。霍姆斯的论述被无数次引用，以至于人们都忘记了，“观念市场”的说法其实出自布伦南大法官之口。 在1965年的“拉蒙特诉邮政署长案”中，布伦南就美国邮政署限制收件人接收外国寄来的政治宣传品的法规写道：“如果有意愿的收件人没有接收与考虑的自由，那么观念的传播就无法完成。只有卖家而没有买家，这将是一个贫瘠的观念市场。”①美国最高法院一直强调，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一个不受限制的市场，在那里，不同的观点可以相互较量。例如，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由布伦南大法官撰写的判决掷地有声地写道：美国拥有“一个深刻的国家承诺的原则，对公共问题的辩论应该是不受限制的，强而有力的和完全开放的”(uninhibited，robust and wide-open)。② 这段话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布伦南所选择的大胆的、非同寻常的形容词。它们表明了最高法院在处理言论自由问题时的勇气与热情。然而，大法官们却几乎没有做任何努力对“观念市场”进行推断，或阐述他们为什么相信这一市场会运转良好。毫无疑问，他们似乎已然接受了这个比喻的有效性，因为他们相信，该比喻所基于的前提是合理的。 这个前提就是：其一，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凭借自己的理性能够辨别真假正误；其二，如果人的言论自由受到宽容，那么，通过公开而透明的讨论可以达至真理。这样的认识其实可以一直追溯到苏格拉底。所谓苏格拉底反诘法，就是一种持不同看法的个人之间探索问题和辩论的方法，通过持续不断的反诘和回答，刺激批判性思维，从而照亮真理(Benson，2000)。 和苏格拉底一样，约翰·弥尔顿相信开放的思想交流的重要性。1644年，他针对当时英国的出版审查和许可制，发表了《阿留帕几底卡：约翰·弥尔顿先生向英格兰国会发表的关于无需许可而出版的自由的演说》，即今天的《论出版自由》。弥尔顿在他的书中表达了他对真理的信念和信心，他坚定地认为：一旦真理和谬误都可以不受约束地通过研究和讨论加以检验，真理就必将战胜谬误： 虽然各种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许可制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让她和谬误交手吧。谁又看见过真理在自由而公开地交手时(in a free and open encounter)吃过败仗呢？……谁都知道，除开全能的主以外就要数真理最强了。她根本不需要策略、计谋或者许可制来取得胜利。这些都是错误本身用来防卫自己、对抗真理的花招(约翰·弥尔顿，2012)。 这种真理一定会战胜谬误的观点，正是“观念市场”的前提假设之一。从弥尔顿的思想出发，后世还发展出观念的“自我修正”(self-righting)概念(弗里德里克·S.西伯特，西奥多·彼得森，威尔伯·施拉姆，2008)。在弥尔顿之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译密尔)在1859年发表的《论自由》一书中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观点。穆勒虽然对“观念市场”理论本身的探讨也是从理性主义出发，但他提倡经验主义的试错在现实中的作用和意义。穆勒认为人类具有“可错性”，然而人类心灵又具有一种品质，它是人类作为有智慧或有道德的存在当中一切可贵事物的根源，这就是，人的错误是能够改正的。借着讨论和经验人能够修正自己的错误。仅靠经验是不够的，必须经过讨论，以指出经验的意义。“人类判断的全部力量和价值就靠着一个性质，即当它错了时能够被纠正过来；而它之可得信赖，也只在纠正手段经常被掌握在手中的时候。”(约翰·斯图尔特·密尔，2012) 在对待人类理性方面，穆勒比弥尔顿悲观得多，在他笔下，没有弥尔顿那种真理与谬误进行公开斗争的“战场”(马凌，2012)，只有“意见的旋转运动”，“真理的这一部分落下去而那一部分升起来”。虽说在每一个可能具有不同意见的主题上，真理有赖于两组相互冲突的理由的公平较量，然而，“大部分也只是由一个偏而不全的真理去代替另一个偏而不全的真理；而进步之处主要只在新的真理片段比它所代替的东西更见需要，更为适合于时代的需求罢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2012)。这里，穆勒对真理的片面性、局部性、暂时性和实用性的强调，已然开启现代多元主义的大门。然而，虽然穆勒一方面说，“至于说真理永远战胜迫害，这其实是一个乐观的伪误”，但在另一方面，他对真理的生命前景并不悲观：“真理所享有的真正优越之处乃在这里：一个意见只要是正确的，尽管可以一次再次或甚至多次被压熄下去，但在悠悠岁月的进程中一般总会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出来，直到某一次的重现恰值情况有利，幸得逃过迫害，直至它头角崭露，能够抵住随后再试图压制它的一切努力。”(约翰·斯图尔特·密尔，2012)如果单从真理的最终结局上看，这与弥尔顿的观点又有相似之处。
